徐岩
1
屈指算來，我從邊境一個叫中興的哨卡回到城市已經很久。
曾經的哨卡是兩幢老舊的紅磚房，十三個士兵一條狗，很老的狗。周遭的草甸子有三種顏色，夏天的碧綠，秋天的褐黃和春冬的銀白。它們穿過軍營的木院門一直向北，走三裏半路就跟黑龍江連上了。
如果站在江畔，能夠看到來往的漁船，它們都是手搖的木舢板，破舊而老氣，每一條都粉著同樣的黃漆，在江上不停地穿梭。
奔湧的黑龍江水，就處在兩座遙相呼應的村莊中間，讓人極容易看到那與生俱來的波濤，及其所呈現的自由的水的波紋。直到三年後我當了排長再次回到這個哨卡，才知道那兩座村莊的名字。它們分別是尤家張網（隸屬中國）和斯瓦琴科牧場（隸屬俄羅斯）。尤家張網村落裏的人很窮，這是我更後來一些時間裏知道的，他們世代以種田和打魚為生，木然地麵對嚴酷的自然環境和貧窮的生活。我隱約記得個比我年歲大的老兵在複員時帶走了這個村落裏的一個姑娘，他不惜承受哨卡給他的處分和戰友們的冷眼。
那些天裏，我除了跟隨班長和老兵去界江巡邏，就是趴在床鋪上寫一種叫詩歌的東西。每一首都有二十幾行，句子長短不一，我記得其中有這樣的詩句：“每天的太陽染紅樹木/用它暖暖的手指/敲打田野。村莊就印在太陽下/牛和羊，用音樂感染生活。兵一屆屆地走了/許多的孩子又大起來/芒種時的雨水甜潤而充足。”五年之間，這些詩句被我以《臨界的音樂》為題，發表在了省內外的一些刊物上，也印在了我日漸豐盈的心裏。
這是我歸於寧靜的寫作方式，那個時期，我所寫的詩歌和小說裏麵，有沒有責任和道義，我一無所知。但卻蘊含著一種力量。後來的幾年裏，我寫了小說《漁民的故事》，它是那個年代記憶的核心。故事和語言都是冷的，那絕對不是一般的冷，那是一種浸透骨頭的冷。寫一個小女孩的事，她可能叫遊遊，也可能叫歡歡，反正她是一個普通漁民家的孩子，六歲，突然有一天爸爸打魚時劃船越界，被俄方的士兵抓進監獄判了刑，女孩的媽媽在得知消息後瘋了，女孩成了孤兒。小說發表後團機關來蹲點的一個參謀，拿著報紙找到我問是真的假的，我沒有回答，隻是帶他去了那個叫建邊的小村子，見到了那個已寄居在鄰居家中的小女孩，那個肩上扛著一杠兩星的作戰參謀哭了，身高五尺的漢子哭得那麼傷心，他說你寫的這些破字竟然是真的，竟真實得讓心都疼。
後來他默默地承擔起了照顧那孩子的義務，到他成了團一級幹部都沒間斷過。
在這裏我要說的是，寫作的背景是存在的，或者它存在於事物的表麵，或者存在於作家的靈感當中。它們在時間繪製的圖麵上顯現，足以引發我們的思考，然後去悲天憫人，然後去奮筆疾書，使作品具有更加非凡的意義。
2
作家應該是掌握自己作品命運的一種人，至少要這樣。
在簡單或者複雜的作品裏，讓人看到你製造故事的高超手藝和內心所懸浮的力量。
寫作可以是職業，也可以是一種業餘的享受，反正它是屬於自己的一筆精神財富。從1994年至今的十餘年裏，我利用業餘時間寫了將近四百萬字，而且都是中短篇小說，都發表在了《人民文學》《當代》《作家》《上海文學》和《鍾山》等國內的重要期刊上，被《小說選刊》和《小說月報》《新華文摘》等選刊選載多篇並獲各種文學獎。
其實，我就是要反複描繪我從前所感知和親曆的一切，曾經遺忘了的，始終沉澱在心裏的，它們很容易就會閃現和耀眼。它們是沉靜的、感性的、自由和孤獨的。它們經我的手一下子就被變成了鉛字，一下子就被那些大眾的讀者接受了，你說這有多好！
3
2010年的冬天，怎麼也沒想到，我病倒在了北京，那無疑是一段寂寞而又百無聊賴的日子。我躺在北京東直門醫院神經內科的病房裏，無法下床行走，連自己走著去趟衛生間都成了奢望。當時主治醫生馬斌主任對我說，你是位軍人，他言外之意是軍人就要懂得堅強，我無言以對，平生第一次體會了身不由己這個詞的分量和含義。三個半月的住院治療無邊的傷感凝成記憶之河流，著實在我的血管裏奔湧了一回。令我感歎：人活在世上，是真的什麼都要經曆呀！當由京返鄉的火車駛進哈爾濱火車站的一刹那我隔著車窗玻璃看見單位的同事和幾位要好的文友捧著鮮花站在凜冽的寒風中接我時，久違的淚水不由得奪眶而出。你不知道，在未知與永恒之間，溫暖隨處可見提醒著疲倦的人在歇歇腳過後，仍要固執地前行，因為在我病著時黑龍江召開第五屆作代會，我被選為省作協副主席，新當選的作協主席遲子建帶著班子成員專程到醫院看我，《當代》《十月》和《民族文學》等一些刊物的編輯都打來電話問候並約稿，一切的一切使得我沒有放下筆擱置寫作的理由，於是在解放軍211醫院康複的日子，我一邊鍛煉身體一邊寫了《草原故事》和《坡鎮的春天》等十七個短篇，還有漓江出版社出版了徐岩短篇小說近作選《麻玻璃》。對於一個作家來說作品中的悲憫和良知是重要的。往往我的作品中的人物都是我身邊的人，都是小人物，他們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是底層人的掙紮、疾病和死亡中所呈現的那一抹亮色和暖意，這關乎著我的寫作經驗和信仰以及個人經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