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鄧小平同誌根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點，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統一戰線的基本原理與當代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結合起來，通過在統一戰線理論上和製度上的創新，科學地回答和闡明了統一戰線中的一係列問題，奠定了黨在新時期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的政策和理論基礎。
一、對統一戰線的性質和對象的創新。鄧小平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指出新時期我國的社會階級狀況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他認為，工人階級是國家的領導階級，他們還將隨著公有製經濟和非公有製經濟的發展進一步壯大；農民階級已成為集體農民，他們還將進一步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體；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他們作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載體，是先進生產力的開拓者；原資本家階級已經消滅；原工商業者的智力和資金對於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仍具有重要作用；新生的個體勞動者、私營企業主等都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有益的力量；民主黨派成為致力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力量；港澳台胞的愛國主義覺悟得到很大的提高。
因此，新時期統一戰線已經發展成為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的聯盟，是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這個以愛國主義為紐帶的聯盟包括以下兩個組成部分：一是大陸範圍內以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為政治基礎的團結全體勞動者和愛國者的聯盟；二是大陸範圍外以愛國和擁護祖國統一為政治基礎的團結台灣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的聯盟。這兩個範圍的聯盟構成了新時期愛國統一戰線的整體。他指出，統一戰線的性質，叫革命的愛國統一戰線，就是社會主義勞動者和愛國者的聯盟。這樣範圍就寬了，具有廣泛的性質。
新時期統一戰線具有最廣泛的組織代表性和最大的政治兼容性。他指出，新時期統一戰線要把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都聯合起來，統一戰線的範圍宜寬不宜窄，“統一戰線的對象清楚得很，顧名思義，是把一切能夠聯合的都聯合起來，範圍以寬為宜，寬有利，不是窄有利。”包括那些旅居國外的僑胞，不論他們是否熱愛社會主義，隻要是愛國和擁護祖國統一的，都應當廣泛團結。
二、對統一戰線的地位和作用的創新。毛澤東同誌把統一戰線列為中國革命的“法寶”之一，鄧小平從新的角度重新肯定了統一戰線的戰略地位，他指出：“在我國新的曆史時期，我們的革命的愛國的統一戰線也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發展階段。統一戰線仍然是一個重要法寶，不是可以削弱，而是應該加強。”愛國統一戰線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宏偉目標的力量保證、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渠道、是全麵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內容。
鄧小平認為，統戰工作有其策略性，但更主要的是它的戰略性。他指出，統一戰線不僅要在社會主義社會存在，還要堅持到社會主義社會以後。統一戰線是一個重大的原則問題，認識不到統一戰線的重要性、原則性和戰略性的統戰工作者，始終是一個盲目的工作者。
三、對統一戰線任務的創新。鄧小平同誌從中國國情和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的實際出發，提出統一戰線也必須從過去的為階級鬥爭服務，轉變到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服務，為發展生產力服務，為維護和發展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服務，為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製服務，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服務，為和平統一祖國服務。
鄧小平同誌對統一戰線任務的創新實踐表現在，他創造性地把愛國統一戰線作為和平統一祖國的主要形式，提出“一國兩製，和平統一”的方針，使統一戰線成為解決香港、澳門、台灣問題的主要的最現實可行的方式。在“一國兩製”的方針下，大陸與兩岸各界群眾通過相互協商，達成共識，和平統一祖國。這不僅對我國加快和平統一進程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對統一後處理兩種不同製度間的各種矛盾具有深遠的影響。
四、對統一戰線組織形式的製度創新。鄧小平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對人民政協進行了創造性的設計。新時期人民政協是愛國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是發揚人民民主的重要渠道，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機構。它的任務是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現代化服務。在鄧小平同誌的指導下，政協全國委員會於1982年製定了新的政協章程。1986年後，地方政協製度化取得重大發展，以後又相繼通過了《政協全國委員會關於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暫行規定》等一係列規章製度。
鄧小平同誌還確定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政治協商和多黨合作製度為基本政治製度。改革開放後，鄧小平同誌根據民主黨派社會基礎發生的深刻變化，明確提出我國的民主黨派“已經成為各自所聯係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一部分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都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力量”，強調多黨合作是我國政治製度和政黨製度的特點和優點，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逐步走上製度化、規範化軌道。
1956年，毛澤東同誌曾經提出指導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間關係的“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1982年，鄧小平同誌把八字方針發展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十六字方針。他還指導製定了《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的意見》，使多黨合作作為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製度，走上了製度化、規範化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