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是曆史的反映。
曆史文化名城寧波曆史悠久、文脈悠遠，是中國大運河南端出海口，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之一。7000多年前，“河姆渡文化”在此發祥。春秋時，勾踐建句章城以彰霸功。秦統一六國，始置鄞句章、餘姚四縣，隸屬會稽郡。唐代，建明州，於三江口建州城，奠定寧波城發展的基礎，明州成為中國四大港口之一。兩宋，明州與廣州、泉州同列為對外貿易三大港口重鎮，經濟、文化取得空前發展。明初，取“海定則波寧”之意，改明州府為寧波府，從此，“寧波”之名沿用至今。明清以降，海疆動蕩，在社會動亂的間隙，寧波發展的步伐依然堅定向前，“寧波商幫”崛起，浙東學術發展，寧波的經濟、文化再次走向鼎盛。鴉片戰爭的炮火打破盛世的美夢，寧波被強辟為“五大通商口岸”之一，被迫向世界開放，江北岸被劃為商埠區和外國人通商居留地。20世紀初，外人居留地逐漸變成五方雜處的洋場，形成了別具特色的寧波外灘……
在這幅時而涓涓細流，時而蕩氣回腸，時而波瀾壯闊的曆史畫卷中，反映著“時代和地方的多方麵的生活狀況，政治和經濟製度”（梁思成語）的寧波建築，亦取得了輝煌的成就。7000年前河姆渡的幹欄式建築，唐代的天寧寺塔和它山堰，宋代的保國寺大殿，元朝的永豐庫，明代的天一閣，清代的林宅和慶安會館，等等，回望曆史，每個時期都有優秀的建築遺跡存在，讓我們可以借助一石一瓦，一柱一窗，觸碰曆史的脈絡。站在曆史的長河中閱讀寧波的曆史建築遺存，它們不再是一個個孤零零的實例，而是一部生動的曆史故事，一幅完整的、各部分相互關聯的畫卷。遠古的河姆渡，古代的海曙，近代的江北岸，寧波的建築文化在不間斷的傳承和發展中，創造了具有寧波地域特色的絢麗多彩的曆史。
一、寧波建築的曆史
（一）寧波的古代建築
寧波古代建築的類型齊全，有原始建築遺址、城市公共建築、水利及橋梁建築、宗教建築、藏書樓建築、名人故居以及眾多的民居等。
據考古發掘，距今六七千年前，寧波的先民們已知使用榫卯構築木架房屋（如河姆渡遺址的幹欄式建築），原始聚落中，居住區、墓葬區、製陶場等，分區明確，布局有致。木構架的形製已經出現，房屋平麵形式也因造做與功用不同而有圓形、方形、呂字形等。這是寧波古建築的草創階段。自河姆渡文化後期開始，這種曾對我國古代建築史產生重大影響的幹欄式建築，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在寧波一帶逐漸形成了另一種具有封建社會傳統的地麵房屋建築。凡此種種，說明當時長江流域的木構建築技術已明顯高於黃河流域，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因為有河姆渡文化那樣久遠而深厚的木構建築曆史淵源，促進了後期穿鬥式結構的出現，並直接啟示了樓閣的發明，導致二層乃至多層樓房的形成，才有中國古典建築木結構技術的輝煌成就。
秦、漢五百年間，由於國家統一，國力富強，中國古建築在自己的曆史上出現了第一次發展高潮。住宅、園林、別墅、城牆等建築快速發展，出現了寺院建築。其結構主體的木構架已趨於成熟，重要建築物上普遍使用鬥栱。屋頂形式多樣化，廡殿、歇山、懸山、攢尖頂均已出現，有的被廣泛采用，製磚及磚石結構和拱券結構有了新的發展。寧波有一些漢代的古墓葬，考古發掘出來的隨葬品有許多是當時建築物的模型明器，可惜地麵上的建築物沒有遺存。
兩晉、南北朝是中國曆史上一次民族大融合時期，此期間，傳統建築持續發展，並有佛教建築傳入。東漢時傳入中國的佛教此時發展起來，南北政權廣建佛寺，一時間佛教寺塔盛行。據《鄞縣通誌》載，三國時吳赤烏二年（239年），句章（寧波）人東吳太子太傅闞澤舍宅為寺，建造了寧波曆史上第一座寺院普濟寺（遺址在今慈湖中學）。明《重修普濟禪寺碑記》中說：“……（普濟寺）中列浮屠。”浮屠即為塔，該塔是寧波曆史上有記載的第一座佛塔。西晉太康三年（282年），寧波阿育王寺始創。阿育王寺珍藏著釋迦牟尼的真身舍利，其中舍利寶塔是中國最小的古塔，彌足珍貴。寧波天童寺，始建於西晉永康元年（300年），現存建築大都為明崇禎年間重建。
東漢至六朝的地麵建築已不見實例，從寧波地區古代墓葬出土的明器陶屋、人物樓闕罐，以及零星的文獻記載，形象地再現了當時的建築形態，包括單體、院落等。當時的寧波民居平麵為方形、長方形或日字形。屋門開在房屋一麵的當中，或偏在一旁。房屋的構造除少數用承重牆結構外，大多數采用木構架結構，其木構架技術已日漸完善，抬梁式和穿鬥式都已發展成熟。多層樓閣已大量增加。早期牆壁用夯土築造，後期用條磚砌疊。屋頂已使用筒瓦或瓦當，多采用懸山式頂、廡殿頂、攢尖頂和歇山頂。
概括地說，這一時期的建築風格，最初是茁壯、粗獷，尚帶稚氣，到後期，已呈現雄渾而帶巧麗、剛健而帶柔和的傾向，這是寧波一帶建築風格在逐步形成的曆史過程中生氣勃勃的發展階段，顯現出這一地區、這一時期的文化特色和社會進步。
隋、唐時期的建築，既繼承了前代成就，又融合了外來影響，形成為一個獨立而完整的建築體係，把中國古代建築推到了成熟階段，並影響於朝鮮、日本。在寧波有唐天封塔、唐天寧寺塔、它山堰以及1984年遷入保國寺的兩座唐代經幢等遺存。其中的唐天寧寺塔是我國江南地區現存原體保存最完整的唯一一座唐代密簷式磚塔，也是我國現存寺前雙塔形製早期的實例之一。
寧波地區自唐代開始，隨著港口城市明州的建設，修築了不少水利工程，最為著名的，是被譽為中國古代四大水利工程之一的它山堰。它山堰建築是明州港城市發展、供水極為重要的保證，至今仍發揮著重要作用。
唐代普濟寺經幢建築，是浙江省內體量最大，年代最早的一座經幢。從該建築可知唐代開成四年時的建築形製與規格。
北宋崇寧二年（1103年），朝廷頒布並刊行了《營造法式》。這是一部有關建築設計和施工的規範書，是一部完善的建築技術專書。頒刊的目的是為了加強對宮殿、寺廟、官署、府第等官式建築的管理。這部書的頒行，反映出中國古代建築到了宋代，在工程技術與施工管理方麵已達到了一個新的曆史水平，在世界建築史上具有獨特的地位。建於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的寧波保國寺大殿，是現存保存完整的江南最早的木構建築。經過有關專家對保國寺大殿進行的各種測量和長期研究，可知《營造法式》中所闡述的建築理論、建築標準，與保國寺大殿的結構相吻合。可見，實踐早於理論。浙江省被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隻有3個，全國也隻有80多個，保國寺就是其中之一。可見，它在中國建築史上重要的獨特地位。
我國的牌坊在南宋前均為木製牌坊，寧波鄞州區橫省村南宋紹興二年（1132年）石牌坊（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為南宋典型的仿木結構坊，該牌坊不但具有木牌坊的特點，而且過渡到石製的麵貌特征明顯，為我們了解、鑒定南宋石牌坊提供了第一手實物資料。
在寧波地區，宋代的橋梁建築典型是寧海縣的西嶴石拱橋。它們科學性的構築，為我們研究浙東橋梁建築工藝提供了實物例證。
寧海西嶴石拱橋由惠德橋、祠堂橋和寺前橋組成，三橋東西走向，同跨一溪，均為單孔石拱橋。這類古老的石拱橋，其形製、拱券特點，為浙江省內僅見，頗為珍貴。
元、明、清三朝統治中國達六百多年，元朝留下來的建築很少，因為元朝隻有近一百年的曆史。2002年在對位於鼓樓旁的子城遺址地塊進行開發考古時，發現了大型的元朝建築遺址。專家鑒定後認為，該建築遺址是元代倉庫永豐庫遺址，是迄今國內發現的最大元代單體建築遺址，在全國城市中是絕無僅有的，填補了我國元代文物考古的一項空白。元代永豐庫遺址的發現被評為2002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其他元代建築碩果僅存的有阿育王西塔和奉化廣濟橋等。
明代建築在寧波有一定的數量。最有名的要數天一閣。天一閣藏書樓，所謂“天一地六”，是很獨特的寧波建築，是國內現存最古老的私家藏書樓，已有400多年的曆史；最典型的要數寧波慈城的明代建築群，以甲第世家、大耐堂等明代建築為主；月湖大方嶽第的大廳，氣勢之高大，氣魄之宏偉，在寧波屈指可數；範宅是寧波市現存規模最大的保存最完整的明代住宅建築，建築結構規矩謹嚴，用材粗壯，結構簡練。
清代建築就更多了。寧波的清代建築，普遍用材不大，比較注重裝飾。例如林宅，縱向三進，由多條軸線及備弄組成，規模很大，整個布局不拘一格。它們的特征是：較多運用勾連搭牽梁架結構，瓜柱瘦高，下部也呈鷹嘴狀，有的做成荷葉墩式；軒廊月梁一般刻有花紋；柱子呈圓柱形，有的采用“包鑲法”；柱礎呈鼓形或顯得瘦高的氈帽形。到了清晚期，結構有些過於繁瑣，木雕、石雕、磚雕精美，廊軒的“軒”，跨度小，製作精美、繁複，軒梁、花籃及雀替上均布滿雕刻。鬥栱的比例相對縮小，平身科一般置於金檁枋上，僅起裝飾作用。在有些建築中還出現了雕刻精致的鬥栱，給人一種雕鏤瑣細、繁縟柔靡之感。
其他還有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天童禪寺、阿育王寺、寧海古戲台、江東慶安會館等，它們都是寧波古代建築的典型。
以阿育王命名的阿育王寺，是全國著名的寺院之一，建築從布局到營建都十分壯觀。寺院占地麵積12.4萬平方米，建築麵積2.34萬平方米。阿育王寺從宋代開始，就是東亞文化圈中一座著名的古刹，尤其與日本的佛教文化交往甚為密切。
江南名寺天童禪寺亦是全國名寺之一，建築群不但規模大，而且營建講究，占地麵積達7.64萬平方米。天童禪寺從宋代開始，不僅是東亞佛教輸出的發源地，而且也是建築文化輸出的一個重要源頭。日本佛教的臨濟宗、曹洞宗都奉天童禪寺為祖庭，並仿天童禪寺建築格局建造了大量禪宗寺院，如日本曹洞宗大本山永平寺就是按宋時明州天童寺的格局建造，呈禪宗寺院布局，故有“小天童”之稱。
自成體係的中國木構架建築，曾對周邊國家的建築文化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唐宋時期，日本、高麗等國派工匠來中國學習木構架的營造技術，而我國也有許多能工巧匠應邀漂洋過海到日本、高麗等地建造寺院、園林。寧波作為對外貿易、文化交流的重要交通口岸，在建築文化的傳播中發揮過重要的作用。如日本高僧重源自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始先後三次來中國，學習佛學和中國的書法等傳統文化，在駐錫阿育王寺期間，曾從日本運來大批木材幫助阿育王寺建造舍利殿，並從中學到了施工技藝，回國時又從明州等地邀請大批木匠，在日本重建了著名的東大寺；另一名學問僧榮西在天童寺學禪時曾幫助建築天童寺千佛閣，從中邊學習邊實踐，學到了豐富的建築營造技術，後在日本京都、鐮倉等地建造了一批具有中國傳統風格的著名寺院，使中國傳統的建築文化在日本進一步傳播擴大。清初，著名學者朱舜水抗清失敗後流亡日本，隨帶了有關江南園林的造園手法、風格方麵的書籍、資料，並在東京設計建築了後樂園。
中國的傳統建築文化在對周邊國家的建築風格、城市風貌產生深遠影響的同時，也吸收了他國的文化營養，並融合在自身的傳統之中。如隨著佛教的傳入，隨之而來的塔、寺等建築的建造，使我國古建築的形式更加豐富多彩。古代寧波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啟航地之一，東南沿海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口城市，外來文化的影響在本地建築文化中亦有顯明的體現，天後宮、月湖清真寺等古建築即是明證。這一影響到近代更產生前所未有的力量，使寧波的建築文化呈現新的曆史風貌。
（二）寧波的近代建築
1842年鴉片戰爭後，清政府屈服於英國侵略者的武力，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次年又簽訂了《五口通商章 程》。自此，寧波港作為第一批通商口岸，被迫向西方列強開放。根據有關條約規定，“夷酋羅伯聃於道光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乘坐大小火輪各一隻，夷兵船一隻，駛至寧波港……即於是日（道光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即1844年元旦）邀請在城文武，眼同開市……”寧波港正式開埠。隨後，英法美等12國在江北岸外灘一帶設了領事。
開埠之初，前來寧波貿易的國家有英、法、美、德、俄、西班牙、葡萄牙、瑞典、挪威、荷蘭等國。按照當時的規定，“五港開辟之後，其英商（包括其他外商）貿易之所，隻準在五港口，不準赴他處港口，也不準華民在他處港口串通私相貿易”。因此，英國和西方各國在寧波建立據點，以便控製寧波港的對外貿易和經濟命脈。1850年，他們在寧波江北岸一帶強行圈劃一大片土地，作為“外國人居留地和商埠區”，以後這裏逐步變成西方列強控製寧波港的橋頭堡。據英國領事館存檔記載，按照侵略者最初的打算，他們想把鎮海和鄞縣東南鄉一帶納入“租界”，範圍“東至沿江兩岸之地，南至城廂以外直至東錢湖，西至半浦、梁山伯廟，北至鎮海口”。由於寧波人民的堅決反對，這一陰謀沒有得逞。
西方輪船運來的是寧波現代城市的雛形。開埠後，外國商人在寧波紛紛設立洋行，江北岸外人居留地先後建起了各國的領事館、銀行、教堂、海關、巡捕房等西洋建築，逐漸發展成為五方雜處的洋場。比如寧波的第一條水泥馬路在江北岸貫通，並在外灘最早設置路燈；寧波第一高樓最先矗立於甬江北岸，那就是中國通商銀行設在寧波的營業大樓；寧波市第一家電話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在江北岸；寧波第一座火車站建在江北岸，這座由民間資本建造的國辦火車站，是蕭甬線上較早的客貨運雙棲火車站，寧波境內段西起馬渚站，東至老寧波站（現大慶路即為原火車鐵路線），1914年通車營業。抗日戰爭開始後，為阻止日軍進攻，鐵路被奉命拆毀。因為這段鐵路的存在，寧波在近代史上一度成為浙東地區的交通樞紐，逐漸由一個封建城市轉變為近代城市，成為浙東地區主要的商業中心之一，寧波城也逐漸形成了古城與商埠區南北布局的格局。外灘一帶建築風格呈現中西合璧的特征，生活方式混雜著東方的韻致和西方的浪漫，這裏逐步成為一種新興生活方式的集散地，形成了有別於傳統中國社會的文化現象，是近代寧波港口城市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