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長恨此身非我有。
我不知道，我的家鄉，是否能似上海一般能容忍俞天白的《大上海沉沒》一樣，容忍我這部《十三行遺囑係列·贗城》及其姐妹篇們。
我知道這很難，很難。
卻也暗暗希望，我隻是多慮了。
連《客家魂》三部曲那樣洋溢著激情、疾呼著“高舉骨頭”、弘揚人間正氣的嘔心瀝血之作，都不為人所接受。變著法子詆毀它、貶抑它，說其僭越了“民族魂”。其實，我隻說了一句心裏話——在《後記》中所寫：“畢竟，這是我的故鄉，我不希望它在經濟繁榮的幌子下，掩飾著那麼多封建專製、愚昧迷信、野蠻落後的負麵。”
我隻能說，我講了，我拯救了我的靈魂。
這一部作品，我也同樣隻能說同一句話。
二
但它畢竟與《客家魂》是完全不同的作品。
《客家魂》說到底，是弘揚了一種正氣，謳歌了我們民族的理性精神，是奮發向上之作，盡管其間有無數的血汙、白骨與淚水！而《贗城》呢，似乎是一種絕望，一池死水，一次徒勞的掙紮，或者說，黑色的幽默、辛辣的諷喻！它一改我過去小說的套路。唯有相同之處，便是沉重。
本來，我想極力寫得調侃一些、輕佻一些，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可到了最後，我卻仍墜入到那千年揮之不去，更無法逃遁的沉重之中！否則，我無法麵對我的曆史良知。我知道，這一來，我很可能要失去我那曾印數達到四五百萬冊作品所擁有的讀者群，他們會罵，譚元亨這小子怎麼啦，一下子變得頹廢了、玩世不恭了，由理性墮入了肉欲，由詩化而沉沒於世俗。當然，更會有人破口大罵，你南下回來，這裏有什麼對不起你這位浪子了，忘恩負義，居然對我們大放厥詞，往我們臉上抹黑。沒準要來個“驅逐出境”！
我不想為自己辯護，也不需要。
三
本來，90年代初，我便想把它寫出來。
那是我出國講學——講的是中國文化史觀——之前，我與一位老師，曾日夜守在年逾古稀的當年曾被姚文元點名道姓罵過的著名教授陳則光的病榻前，他曾給我寫過一封手書，讓我上威斯康星大學找周策縱，說他一定會對我的講學內容感興趣的。後來，我給周策縱打了電話，周聽說陳則光病重，很是吃驚，並說陳是一位學問很高深的學者，可惜了。電話中我沒敢說，住院時，這麼一位大教授卻隻能住在普通病房，連一位處級幹部都不如，一再找醫院交涉，醫院稱，教授無法套級別上高幹病房，隻能這麼辦。而陳先生的學生，有的已是省級領導了。我能說麼？一說，豈不又給家鄉抹黑，給國家抹黑麼？我甚至沒敢上威斯康星，怕周老問長問短，把什麼都問了出來。隻在馬裏蘭大學匆匆作了個講演，便飛到了巴黎。當然，如今已有政策了，連我也都住上了高級病房，可陳則光當時卻沒能住上，不久，我剛從海外歸來之際，他便猝然離開了人世。病榻前發生的一切，不僅僅有要上高級病房一事，還有很多，很多，如不因為出國，我當時都想寫下來，寫一部《大師之死》，死在一個幾十人的、汙穢不堪的病房中。但我終於未能寫下，歸國後的遭遇，各種指控、處分等等，讓我疲於奔命——這個，人們亦已在《闖蕩全球的無效護照》中看到了。
而這部《贗城》初衷也是寫大師之死，但最後，我還是不忍寫這麼一段經曆，我怕我的心髒承受不了。我已經九死一生了，不想把這“一生”也換成死，從而噤口。當日海外歸來，未能成文的處分是“一年之內不予晉升教授”，而結果則是三年不給我申報，直到我拿到政府特殊津貼後，一年才報上去的。而陳先生三年前給我寫的評審意見也成了一頁廢紙。在海外的周策縱是學貫中西、德高望重的大學者，其在哈佛大學出版的《五四運動史》是當代的經典名著，一生著述近百種，著作目錄僅至1989年便達64頁，他得到過福特、卡內基、古根漢等基金，並獲得過美國科學院等眾多學術獎，近日，國內出版了他與季羨林、杜維明、龐樸、任繼愈等人的叢書《學苑英華》，他的一部叫《棄園文粹》。可他仍尊稱陳則光先生為學兄，說陳先生造詣很高……然而，陳先生卻是那樣死了。
夫複何言？
記得當年反右鬥爭中，右派有過這麼一句名言，這便是“無產階級的小知識分子在領導小資產階級大知識分子”，這話說得非常客氣，卻同樣遭到非常不客氣的對待。如今，這現象已大有改觀了，至少，沒誰標榜自己為“無產階級”或自貶為“小資產階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