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幅掛在牆上的大地圖前，他久久地細細地看著，不時地在筆記本上記些什麼。
那隻是一幅普通的區縣地圖。我很好奇，走上前問：“您……這是在記什麼？”他說：“你看，這上麵的地名多有意思！”順他所指，一連串的地名掠過我的眼簾—羅漢石、望馬台、牛角峪、熊耳寨、魚子山、黑水灣、白雲寺……
那是1975年的初春，北京市豐台區“業餘文學創作組”的20餘人在組長理由的帶領下到平穀、密雲去采風。這地圖就掛在我們住宿的平穀招待所的一間會議室裏，“他”就是我們的組長—理由。當時我被好奇心所牽動，也站在牆邊看了許久。看著看著，神奇的事情發生了—這些鉛印的字忽然活了起來，開始向外邊跳，後來我感覺它們似乎在跟我打招呼，並且想告訴我些什麼。我明白了，這就像我從前讀的書一樣，當你沉浸進去的時候，書中的人物就活靈活現地出現在你的麵前，哭，笑，和你說話。於是我也掏出了筆記本。
理由又說，不僅要留心村名、山名、水名，許多花草樹木名和人的名字都很有意思。此後，我的筆記本也出現了許許多多地名—秋花峪、山楂峪、鹿角河、望山青、雞鳴村、柳林水、烏龍鋪、白馬灘、黑山寺、葫蘆溪、西流水；也有花草樹木的名—三色堇、鶴望蘭、變葉木、仙客來；還有人的姓名—邊江濤、金加納、夏別士、穆加寬、魯山木、貫雲石、柴家燕……
我發覺，隻要你去感知，這形形色色的名字，都有靈氣，都會讓你產生聯想或者形成某種形象，甚至會引發你的寫作欲望。
一
36年的時光，彈指一揮間。在擠滿森林般的水泥建築的大都市裏穿行，或是在各種人事之海的旋渦中沉浮，或是在燈下伏案之餘，我的腦際經常會閃現出那張寫滿了山水村莊名字的地圖。這時候，我就會想起一個人，我應該稱為“師友”的理由。並非因為他是早已享譽文壇的報告文學作家，而是在那個過去了的特殊年代，我曾是以他為組長的“豐台區業餘文學創作組”中的一員。現今憶想起來，才發現當年的那個“小天地”就是我揚起希望風帆並準備起航的港灣，是一個奇特的令人不可思議的甚至是隔離在社會之外的“世外桃源”。
相識也是緣。1973年，我從企業基層到學校曾經曆了一個充滿戲劇性的曲折過程，確定到豐台的這個學校也純屬偶然。到學校，結識了與我誌趣相投的夏有誌的老師；1974年，他介紹我參加了豐台區業餘文學創作組。事後想，正是這一係列的戲劇性的曲折和偶然的契機，使我錯過了在城區學校任教的機會而在豐台報到，爾後又奇遇到區教育局要人的第十八中學的副校長；這一連串的“巧合”，似乎就是為我此後結識理由及在“文革”結束後被曾經下放到豐台文化館的老編輯顧行引薦到報社當副刊文學編輯所做的鋪墊。
當年的區文化館坐落在豐台鎮一個不甚標準的平房院裏。走進朝西的院門，眼見一個空蕩蕩的大院，其北、東、南各建一排磚砌平房。文化館負責人的辦公室在北麵，南屋是美術組，東南角是塵封的圖書館，文學組的辦公室在東邊的那排房子內。理由的那間很小，裏邊擺放著兩張桌子一張單人床，當是辦公室兼宿舍。他那時36歲，按現在的說法還在“青年”的行列，頂多稱作“大齡青年”。他不僅個頭比較高，而且身材勻稱，白淨臉，眉清目秀，氣質不凡，稱得上“美男子”。乍見麵，由於他話不多，便會給人一種清高感；但相熟之後會感覺他待人真誠，說話的時候總是那麼溫和，那“清高”也就變成了“儒雅”。
從當時右安門內的家或從永定門外大紅門附近的學校到豐台鎮，有好長一段距離，但我每次騎自行車到文化館去參加業餘文學創作組的活動，都像鄉下人去趕集一般歡喜。進了文學組的屋，如同到了“娘家”，客氣話不用說，文學組的於公介忙前忙後地搬椅子倒水。我顧不上擦汗喝水，剛一落座就急著從書包裏掏習作稿讓理由看。如果趕上其他作者也來文化館，大家就七嘴八舌地說自己的寫作的情況，或者聊社會上的一些見聞。關上門就是一家人，沒什麼特別的顧忌，好像風行了多年的“口誅筆伐”“大批判”和“打小報告”並不存在。天氣好的時候，在文化館的院子裏擺上乒乓球台子，理由就會一顯身手。有一天，我聽見南屋裏傳出了手風琴的聲音，跑過去一看，原來是理由在拉琴，這才知他是個多才多藝的人。
文學組開始活動了，於公介就把大家召集到會議室去，讓理由給我們講關於小說創作的事情。
平時話語並不多的理由，談起小說的話題卻是滔滔不絕。他說中國當代小說作家的作品，多以農村題材為主。最著名的小說流派有：“山西派”，也叫“山藥蛋派”，代表作家有趙樹理、馬烽、西戎、孫謙等；“陝西派”，代表作家為柳青、杜鵬程、王汶石。他還說近來陝西有個陳忠實，看來很具潛力。這個被理由稱為很具潛力的“陳忠實”，就是在二十多年以後以《白鹿原》聞名的陳忠實。理由慧眼獨具，由此可見。
理由說，“白洋澱派”，以孫犁為代表；此外還有個被稱為“白洋澱派”支派的“運河灘派”，代表作家有劉紹棠、從維熙、房樹民等。“河北派”，以浩然為代表。河南有個李準，大概是因為後繼乏人，因此也被稱為“絕戶派”。上海雖然有寫工業題材的胡萬春等，但沒有形成“流派”。
理由非常讚賞奧地利作家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他說這篇小說把兩個人物各自獨立的故事交切在一起，使作品產生了新的意義。他欣賞的短篇小說還有茹誌鵑的《百合花》。他說，把《百合花》放在世界短篇小說之林，一點也不遜色。他說小說的結構問題是文學寫作者必須考慮的事情，浩然及河北作家的短篇小說常采用“折信封式結構”。所謂“折信封”，就是一張白紙，四邊向裏折，形成一個信封；這類小說結構好比用紙折信封，故事的首尾向裏折，使小說從一開始就進入或靠近事件中心。這樣的小說，既容易吸引讀者，又節省筆墨。他說馬烽的短篇《我的第一個上級》，采用的組織方式為“零起式”。這是從不認識寫起，人物概念是“零”。從“零”開始，表麵的印象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美國作家歐·亨利有“短篇小說之王”的稱號，其小說的結尾大多為“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如《警察與讚美詩》《最後的藤葉》等，形成了著名的“歐·亨利式結尾”。
理由多次把我們業餘創作組的人集合到一起，關在屋子裏讓每個人談自己的寫作計劃，或者講小說構思，然後由大家評點、討論。講短篇小說構思時候，理由要求我們最好能用幾句話來表述，時間以不超過5分鍾為好。這似乎是個難題，我們多數人以為自己的一個好的構思在這麼短的時間裏說不清楚，用幾句話概括不出來；於是常常羅裏羅嗦地說個沒完，最後連自己都覺得沒意思了。理由說，好的或比較成熟的構思，也許就是一兩句話的事情。它或者是一個特別的細節，或者是一組人物關係，或者是一句帶有哲理意味的話，或者是帶有生活智慧的簡單故事情節。短篇小說的“構思”，要的是一個比較精彩、微妙的“核兒”。說得越多，越說明你並沒有理清思路，構思還不成熟。他說，表麵的熱鬧，不一定能夠寫成一篇小說；簡單的幾句話，很可能就會發展一篇精彩的小說作品。當時聽了他的話，覺得似乎有理，但又說不清楚；直到多年以後我當了小說編輯，才真正悟出其中的門道。那時常有一些作者找到編輯部談想法，說構思，問他講的故事能不能構成一篇小說。用理由教的方法，從幾句話中我就能感覺到一個故事或一個事件是否具有構成小說的元素。我也同樣會告訴準備寫小說的作者，講故事梗概一定要簡短，隻說出一個有價值或有意義的“核兒”來就行。當然，有了一個好的構思隻是一篇小說的基礎，作品好壞，還需要語言、細節、結構等多種功力的聚合。
理由說，選好了寫作題材，有了藝術構思、確定了一個適合的結構，作品成功了一半；但決定小說是否成功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細節”。細節是表現環境，特別是人物性格、心理、經曆並通過外貌、行為、語言所反映出來的細微、獨特的細部捕捉和描寫。沒有一兩個特別的細節，小說就不會精彩。理由說，故事好編，細節難找。我們在座的人都會隨便講幾個故事，但說出一個有意思或很微妙的細節，可能很難。有了這樣的細節，寫起小說就會順暢得多。
理由的這些話，使我聯想起地圖上的小村莊。那也是一個“細節”，一個體現了理由注重觀察、捕捉生活的細節和勤於積累、勤於筆下的“細節”。在為我們講小說課的時候，我不知道他想沒想社會的政治“細節”和個人得失的“細節”—當時的政治環境波湧詭譎，“文革”還在進行中。且不說那些昔日曾被社會尊崇的作家、藝術家和老一代文藝界領導的命運吧；眼前的“反擊右傾翻案風”“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回潮”和“階級鬥爭新動向”的利劍，依然懸在頭上啊！被“文化革命旗手”江青所推崇的“樣板戲”的“三突出”規律，是當時所有文藝創作必須遵循的規則；不遵循它的規則，就會被視為階級敵對行為……理由所講的小說創作藝術技巧和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寫作，肯定不合時宜，也肯定違背上邊規定下來的創作規則。給講課的理由上個“綱”、扣個“帽子”，那是很容易的事情。多年以後，他在《文學這個灰姑娘》一文中寫道：“說也奇怪，在這樣令人沮喪的情形下自己仍然忍不住要動筆……其間曾幾次要折斷鋼筆，發誓賭咒要洗手不幹，決不再受這份洋罪，招惹這份閑氣。隔了幾天，清早睜開眼睛，又身不由己地趴在桌邊，翻翻書，愣愣神，那隻手又在劃拉著一點兒東西……”
寫東西如此，帶“文學組”又何不是如此？為了提高大家的文學理論素養，理由還特意將剛剛解放了的大學文學係教師請到豐台講課；為了開闊視野，他幾次帶我們到其他區縣去參觀、訪問，交流文學創作經驗。為了使業餘作者有一個能夠發表習作的園地，他與文化館的同誌一道向區裏申辦了內部刊物，並定名為《豐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