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絕不自稱淒苦，卻孤獨地追逐著從日升到月落，冷視著寂寞，漫步於理想的伊甸園和現實的煉獄之中，渴望愛情，卻不敢有個家，不願意離婚，又不得不屈從於妻子在地球另一側的強烈要求。
我曾在各類文體中告訴別人幸福是什麼，自己則默默地享受痛苦，把蒼茫當成是人生的必然，把困惑當成生活的符號，把煎熬當成是身心的錘煉，把理解當成是別人的憐憫，吹奏著那支單調的國產重音口琴，用心理曆程填寫著明日的期盼。
我永遠不懂得什麼叫自我，我似乎隻是在為別人而活，這不是利他主義精神的闡釋，而是一種靈魂折磨而導致的結果，於是，從現實的煉獄中發現了樂趣，感受到了悲壯在男人胸懷中的崇高地位，一切就都淡然了，包括死亡。
我記錄著自己的昨天，因為我無法麵對麵地用語言告訴那個愛著我的女孩，我是一個多麼膚淺、多麼無知、多麼脆弱、多麼不值得她用一生去愛的男人。
當然，也許一切都恰恰相反。
在中國20世紀的80年代，兩個男人睡在一張床上一點也不奇怪，而一男一女若不是夫妻同眠一榻則會引起議論甚至要遭到社會輿論的譴責，盡管中國是一個絕對排斥同性戀的國度。
1988年春天的某一天，我和中學時代的好友常空軍就睡在一張床上，談著中年男人們慣於談論的話題—女人和事業。
空軍兄也許並不算文壇中人，他會寫詩，但沒發表過，《廣州文藝》曾刊過他一篇小說，也沒有任何人注意，倒是他翻譯過一部美國電視連續劇《天使的憤怒》，很多人看過，說起來常會投給他一絲羨慕和敬佩，人們若知道他翻譯此劇沒有外文劇本，而完全是聽原本錄像帶記錄下來再進行翻譯的話，恐怕就更會讚歎不已了，何況他並沒有上過大學，未受過任何正規訓練，可謂自學成才吧。
空軍兄一直在某國家進出口公司任職，後來單練一個公司擔任總經理，還是掛在這個國家公司下麵，他對我在海南最初幾年的生活不時產生影響，與我不少文友也成為至交，給過他們不少幫助，在此文中不可不提。
其實，很多年來我們都曾互相影響過，有一段時間我們都處於和妻子兩地分居的狀態，我們兩個人便同居一處，為此我曾寫過一篇小說《老婆不在身邊的時候》，1992年，又以此為題目，出版了中短篇小說集，產生了一點小小不言的影響。
在龍年、也是我本命年四月的這個春夜，我們兩人居住的是我在北京的一間陋室，這間陋室位於北京西二環路內側，有城牆時，則正在牆根下，所以稱為北順城街，我搬來住時，城牆早已扒掉，鋪成了二環路，路麵下是地下鐵道。
不管多少人稱讚二環路和地下鐵道是北京城建設的一種輝煌，也不管這地鐵有我父親的一份心血，我還是堅定地認為扒掉有800年以上曆史、保存完好的古城牆，是對中華民族和子孫後代的一種犯罪。若現在城牆還在，北京在對外開放方麵的感召力隻會更強。
北京城早有東富、西貴、北貧、南賤之說，解釋起來無非是東城住的有錢人多，商賈聚集；西城住的貴族多，附馬府、王府之類聚集；北城住的貧民多，工匠之類聚集；南城住的賤民多，耍把式的、妓女之類聚集。近幾十年當然有所改變，但基本格局尚在，東西城胡同裏的兩進、三進的大宅子裏依然住的是達官貴人。
我一介平民，住在北城沒有什麼奇怪，一個所謂四合院，院內擁擠不堪，後山牆裂開大縫，地鐵列車經過，房子亂顫，如同發生三級地震，全院隻有一個自來水籠頭和一間時時會堵塞的廁所，院內最老的居民從日本統治中國時便住在這裏了，幾十年來盼著住房條件能有所改善，可終是夢想。
鄰居們知道我是個作家，期望我能以文字呼喚一下，良心和責任感使我寫了篇《北順城街20號》的紀實散文，發表在《中國青年報》上，結果是我這篇文章得了獎，發給一台20寸彩電，而破爛不堪、搖搖欲墜的房子還得無限期地住下去，直到21世紀初的某一天，我已經在海南島上生活了十幾年後，為了配合北京金融街的建設，北順城街終於被拆除了，改為一片街頭公園，我那間陋室的原址上配了一條長椅，時而有情侶坐在上麵，於光天化日之下肆無忌憚地撫摸接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