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宰治的小說第一次進入中國內地讀者的視野，大約是在1981年。張嘉林先生翻譯的《斜陽》出現在"文革"結束後不久的中國文壇，掀起了一股不小的太宰文學熱。盡管它似乎被淹沒在了罩著諾貝爾文學獎光環的川端康成文學的翻譯熱浪裏，但卻悄無聲息地形成了一股雖不張揚但卻持續湧動的"暗流"，造就了一批癡迷得近於"狂熱信徒"的讀者群體。與川端文學和後來的大江文學不同，太宰文學不是以轟轟烈烈的方式，而是以更加個體和隱秘的、甚至是"同謀犯"的方式闖入讀者心中某一片或許是被刻意掩飾的一隅，攪動了人們內心深處最柔弱而又最執拗的鄉愁。
太宰文學被譽為永恒的"青春文學"，被年輕的少年們（包括另一種心理狀態上的少年們）視為神明一般地尊奉，其中漂漾著的"清澄的感受性"和絕不妥協的純粹性堪稱世界上青春文學的最好範本。與此同時，太宰文學又被譽為"弱者的文學"，正如他在《蓄犬談》一文中所說的那樣："藝術家本來就應該是弱者的夥伴--弱者的朋友。在藝術家來說，這就是出發點，就是最高的目的。"太宰治似乎是把懦弱作為一種出發點，甚至是一種武器，以退為進地向所謂的"強者"、向偽善的人生和社會公開宣戰，從而彰顯出一種別樣的強大、別樣的高貴和驕傲的激情。
太宰治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擁有大量可以炒作的題材。他出身豪門，一生立誌文學，師從井伏鱒二等小說名家；大學時代曾積極投身左翼運動，卻中途脫逃；生活放蕩不羈，卻熱心於閱讀《聖經》；五度自殺，四度殉情未遂，39歲時與最後一位情人投水自盡。以至於他說"我過的是一種充滿恥辱的生活"（《人間失格》），"我生來就對不起你們"（《二十世紀旗手》），但與此同時，"上帝選民的不安與恍惚俱存於吾身"（《葉》）。而這些格言式的短語恰好成了太宰治人生和文學的最好注腳，也從某個角度勾勒出了他一生的心理軌跡。
太宰治於1906年6月19日出生在日本青森縣北津郡金木町一個大地主家庭。父親是一個多額納稅的貴族院議院。盡管津島（太宰治的本姓）一家是津輕這個窮鄉僻壤上遠近聞名的豪門望族，但卻是依靠投機買賣和高利貸而發家致富的暴發戶。因此，"我的老家沒有什麼值得誇耀的家譜"，"實在是一個俗氣的、普通的鄉巴佬大地主"（《苦惱的年鑒》）。這樣一個豪華而粗鄙的家庭使太宰治滋生了一種"名門意識"，同時又使他終生對那種真正的貴族抱有執著的憧憬（這在《斜陽》中表現得尤其充分）。因此，他的一生一直在留戀、依賴這個家庭和背叛、批判這個家庭的矛盾中掙紮搏鬥，以追求個人的自我價值。不難看出，太宰治作為津島家的公子，為這個家庭感受到了自卑和自豪的矛盾，而這種雙重情感的分裂與太宰治一生的極度榮譽感和自我欠缺感的性格基調乃是一脈相承的。
從小在周圍和學校受到的不同於一般人的優厚待遇和自幼的聰穎敏感以及"名門意識"，使他感到自己是不同於他人的特殊人種。這種極度的自尊和優越感發展為一種極度的榮譽感和英雄主義，導致了他所謂的"選民意識"。而過分的自矜又導致了他強烈的自我意識和敏銳的感受性，並必然在粗糙的現實中動輒受傷。在冷漠的家庭中，他近乎早熟地解構著他人
的麵目和人類的本性，從少年時代起就反複經曆了對榮譽的熱烈憧憬和悲慘的失敗，進而對人性的絕望。正是這種極度的自尊心和容易受傷的感受性構成了太宰治一生的性格基調。它不難演變成一種對絕對的渴求，對至善至美的最高理想的執著憧憬，容不得半點瑕疵的潔癖。這種絕對的追求因為缺乏現實的根基和足夠的心理準備，一遇到挫折就很容易蛻變成強烈的自卑和完全的自暴自棄。要麼完美無缺，要麼徹底破滅，這無疑最好地表達了太宰治一生的純粹性和脆弱性，同時亦不妨看做現代青春特性的集中寫照。
作為家庭的第六個兒子，加之父親的忙碌和母親的體弱多病，他是在叔母和保姆阿竹的養護下長大的。他生活在孤獨寂寞的世界裏，渴望著熱烈的愛而又無法得到，這使他感到有一種被世界拋棄了的悲哀。外界對於他永遠是一個可怕的存在，仿佛自己被社會排擠在外，不能與現實社會和他人發生有機的聯係。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反而使他能夠站在現實以外利用自己的批判意識來認識乃至批判家庭和社會中人的冷漠、虛偽和庸俗。可以說，在社會和外界遺棄了太宰治的同時，太宰治也拒絕了偽善、鄙俗的外界社會，從而使他的內心世界與現實世界的隔膜和分裂愈演愈烈，以至於發展成為一種尖銳的對抗性。因而，他對世間的認識永遠是靜止的，甚至不乏極端的成分，並依靠這種極端而成就了一種絕不妥協的純粹性。他蜷縮在自己獨自的世界裏形成了一個封閉性的自我，再加上物質條件的優厚使他得以在一個遠離了實用性和人生操勞的超現實的境地中，在浪漫的主觀世界裏，編織自己至善至美的理想花環，並以此為基點去認識現實和批判現實。而這種脫離了實際生活的批判意識因為處在醜惡的現實之外，使他能夠在剖析實際生活時變得更加犀利更加純粹的同時，也很容易變成一種不結果實的花朵，一種必然敗北的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