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而退守廈門，這是他生命的低潮，我在《悲壯的超越》一文中，刻劃過他的複雜心境：天未厭亂，國步多艱，方今之時，偽滿朝廷的氣焰正熾，山河紛紛淪於敵手，形勢對義軍極為不利。如何才能扭轉時局呢？談判，在這之前不是沒嚐試過，說到底，那隻是敵人誘降的翻版，他又豈甘自毀節操；開仗，這是早晚免不了的，不過，將不再是他們主動北伐，而是清軍大兵壓境，四麵圍剿。以區區兩島的實力，要和鴻運當空的清軍抗衡，顯然凶多吉少，隻怕揚州、江陰的慘烈局麵又要在眼前重演。史可法公的《複多爾袞書》固然寫得辭采飛揚，城存我存，城亡我亡的誓語也不失昂憤激烈，結果，不過是使淋漓的鮮血更加淋漓，至多是增加幾縷悲壯的尾音而已；恨血千年土中碧。老天啊，老天！以四海之廣，八荒之大，難道就沒有我義軍更好的出路了嗎？
突然一這裏用得上突然，海上狂風大作，洪波如山湧起，就像神話中仙人騎辟水獸從龍宮躍出，遠近的海水唰地分開一條大路一該是冥冥中有神力啟示，鄭成功在刹那間完成了生命的突圍：他決計戰略轉移，先行跨海東征，收複眼下為荷蘭人強占的台灣……
以後的故事，就是大家熟知的了。鄭成功力排眾議，包括昔日盟友張煌言的諷勸一一中原方逐鹿，何暇問虹梁！一堅決東征台灣。現在看來，雖然他當日的決策，著眼點偏於創建根據地，休養生聚，待機恢複明朝，雖然他爾後血戰九個月，趕走盤踞在台灣達三十八年之久的荷蘭殖民者（這一時間跨度正好與他的年齡相等）僅僅被時人看作一種局部性的戰功，且看他在《複台》詩中流露出的欣慰：開辟荊榛逐荷夷，十年始克複先基。田橫尚有三千客，茹苦間關不忍離；但是，他本人沒有來得及吟唱的，山河已經替他鐫刻了，時人沒有來得及升華的，曆史已經替他弘揚了，山不轉水轉，他以悲壯的戰略轉移超越了悲壯，這是大義之上的大義，戰場之外的戰場，它超越了單一民族的狹溢視野，是個體生命在錯綜複雜的國家、民族矛盾麵前所能爆發出的最強度的璀璨。偉業不一定在頓境，偉業不一定在全過程，盡管鄭成功在收複台灣後的第二年，便不幸日落中天，遽然病逝，但他奇跡般地從絕境中把握住了未來，他是以大智大勇、大忠大義去撞擊時代，從而在華夏民族大一統的版圖上，留下倚天仗劍的永久性造型。
鄭成功是巍然挺立了，一無論是在官修的史書，還是在體現民意的人心，如今你到廈門、泉州乃至台灣一帶旅遊，隨處都會直麵他生命的烙印，諸如寺廟、紀念館、塑像等等。那天我們去泉州，老遠就看到大坪山脊屹立著一位英雄，居高臨下，俯視塵寰一真個是舉頭紅日近，回首白雲低！不用謀清兄開口介紹，我已隱約猜測到，那就是近來被炒得沸沸揚揚的鄭成功的巨型雕塑（敢情硬要和衙口海濱的施琅石雕一較高下）。
可是施琅呢？
說到施琅，眼前立刻變得波詭雲譎，撲朔迷離。本來，施琅和鄭成功，兩人是否有人設身處地為施琅想一想？不錯，施琅是明朝的將領，早年投奔老鄉。
同是泉州府的老鄉，同是南明總兵鄭芝龍的部將，曆史功績同為收複台灣，蓋棺論定理應一般無二。事實不然，差別在哪裏？差別在於：鄭成功是從荷蘭侵略者手裏奪回寶島，所以被定位於民族英雄；施琅呢，他早先是鄭成功的戰友，兩人曾經並肩抗清，爾後隨鄭芝龍歸順清廷，中途反悔，複投鄭成功麾下，末了，又因和鄭成功失和，再度降清。他是在鄭成功死後，從鄭成功的孫子鄭克塽手裏接管的台灣，如此一來，曆史的評判就變得複雜而又曖昧。一般說來，施琅的作為站在朱明王朝的立場上，或者明鄭義軍的立場上，無疑是背叛。漢代以降，中華民族理念中最為強調的操守就是忠義，在異族入侵的危機關頭，任何背叛本族本國、腆顏事敵的行為，都屬於變節，都為主流思想所不齒。即以漢朝為例，蘇武滯留胡地十九載而不改漢節，一直為後世傳揚，而李陵兵敗被俘，最後投降了匈奴，當了人家的附馬，盡管他是飛將軍李廣的嫡孫，盡管有司馬遷這樣的太史公為之辯護，還是讓世人跌足嗟歎，責其貪生，怨其不義（如唐之白居易）。
站在清王朝的立場上呢？施琅則不失為識時務的俊傑，一統天下的功臣。滿族以關外區區幾十萬兵馬打天下，他靠的是什麼？靠的就是陸續整編過來的降兵降將。他們人數眾多，又兼在自己的土地上與自家人作戰，知己知彼，熟門熟路。不過，即便是清廷，對待施琅這類反戈一擊的降將，骨子裏仍有所保留。最典型的莫如對待洪承疇，洪承疇原是崇禎的兵部尚書，薊遼總督，鬆山大戰後兵敗降清，清帝啟用他橫掃中原，飲馬粵水，天下既得，卻又指示史家修《貳臣傳》，把洪氏列為首位，以示輕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