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說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表述了和平的願望而反對戰爭。《複活》表達了一個懺悔的主題，人的靈魂有一個覺醒的過程。對於現實主義要歸納分析一個明確的理念是一個比較困難的事。特別是長篇小說，它包括的內容很廣闊，有各種人物的性格，有複雜的事件在交錯，在複雜的社會環境裏人物的態度並不一定等同作者的態度。既使我們找出了一個理念，但這個理念不一定是該作品具有傾向性的主題。當然，19世紀以後批評家多數是從人物的性格與一定的環境，一定的現實生活邏輯判斷人物之間的聯係，深入分析環境中的人物性格，從主人公的性格判斷該作品的主題，無論這一方法多麼科學準確，一部長篇小說的主題是不會那麼單一的，幾乎是多種主題的重疊，因此我們大可不必找主題，隻有根據一個個人物，一個個事件找出它的理念就可以了。也許說理念一詞不是特別準確，我們延宕一下，先說意義。不論一部什麼作品，它的內部意義是必然發生的感知。為什麼？這是因為任何作品都是語言構成的。語言自身是有意義的，最通常的，你在說什麼，要回答這一點就涉及到意義，一個文本一定是有意義的，就算我們今天在解構邏輯中心主義，我們拆解了該意義之後我們仍要回答它，隻要對某個事物與人作出回答他，就必然會產生意義。我們仍以《殺人者》為例，這個文本的意義我們可以說是海明威告訴我們的，他的題旨是殺人者，然而每一個人對殺人者不同的回答便構成了不同的意義，安德森厭倦了這種殺人事件，有或沒有均不在意。喬治妥協於環境，遊戲地周旋其間，尼克決意逃避，因為他發現了罪惡。三個人的話語決定了《殺人者》不同的意義。第一，我們可以說作者的暗示和人物的語言告訴了我們人物與事件的意義。第二，我們置身於同一語境：殺人事件中，為什麼會有不同意義呢？這是每個人物性格對環境的反應不一樣，尼克、喬治、安德森三個意義均是他們自身性格的反應。可見意義產生於性格。第三，我們還可以說是語境決定了意義。具體的意義一定是它出現在具體的環境下，如果沒有兩個家夥來殺安德森，便不會有人對環境作出反應，用我們鄉俗的話說，關鍵時刻見人心。人是針對環境反應的產生。第四，不同讀者在讀《殺人者》後他的理解不一樣。他獲得的意義會不一樣。例如《殺人者》對於公眾而言，不過玩了一個人生遊戲，人生如戲這就是海明威告訴你的意義。因為證據也很有力，殺人的兩個殺手是玩遊戲似的。插科打諢，去殺一個人是任務，沒殺成。他們也無所謂。被殺者的反應也是無所謂的，這真是把殺人當成了一個遊戲了。第五，假定海明威通過文本告訴你的是，殺人是我們時代的病。他說的這個意義讓我們看到海明威對社會認識的深度。我們多方麵分析文本，它提供出來的卻是各種複雜的意義。作者意圖出現了謬誤，於是我們便以文本提供的假設而確定意義。由此五個方麵看，我們所獲得任何意義都不是單一因素所決定，意義是作者、文本、人物、語境、讀者一個複合因素形成的。從可明確的方向看，意義是一個主體的經驗，又是一個客體的認識，還是一個文本的屬性。我們爭論意義源於什麼，或具有什麼性質與作用，這會是一個循環式，因此我們放下來，隻去確定文本中出現了什麼意義，找出來，命名，評價。意義產生了，我們閱讀和批評的任務便是去闡釋它。
小說的意義業也是一種存在，並不需要我們去討論有無，需要的是小說意義對我們每個個體的作用。對於寫作者而言，是要在小說中貫穿絕妙新穎的意義，並使它得到很好的表現。對於閱讀者而言，小說的意義要成為我們的精神作品，給我們人生有所啟示，同時成為一個審美的範本。說白了它是一個精神享受又是一個藝術享受。
小說的意義，我們要獲得感知，一方麵是領悟體驗，達到啟智；另一方麵我們說意義，它是一種精神層麵的交流。無論是哪個方麵我們均要把這個意義說出來。把它從一種思維狀態裏表述出來，這就有了對意義的命名。所有意義你隻要說出來就必須有一個名字，這個名字便是理念化的，便是一個精神詞彙。例如《殺人者》中，人生遊戲，環境對人的異化，發現罪惡，人生無奈，人生機變等等均是意義範疇，我們用了遊戲、異化、罪惡、宿命、迎合等詞去命名，這些命名都是理念。說句大白話，理念就是我們把意義說出來。文雅的稱謂則是給精神現象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