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情偶寄》是清初文人李漁的一部所謂寓“莊論”於“閑情”的“閑書”。作者在該書卷首《凡例七則·四期三戒》中自述道：“風俗之靡，猶於人心之壞，正俗必先正心。近日人情喜讀閑書，畏聽莊論，有心勸世者正告則不足，旁引曲譬則有餘。是集也，純以勸懲為心，而又不標勸懲之目，名曰《閑情偶寄》者，慮人目為莊論而避之也。”又說：“勸懲之意，絕不明言，或假草木昆蟲之微、或借活命養生之大以寓之者，即所謂正告不足，旁引曲譬則有餘也。”我看，李漁的這段表白，半是矯情、半是真言。
所謂矯情者，是指李漁出於自我保護的目的，故意說給當政者和正人君子者流聽。因為李漁的著作文章在當時已經受到某些人的指責。李漁的友人餘澹心（懷）在為《閑情偶寄》作序時就說：“而世之腐儒，猶謂李子不為經國之大業，而為破道之小言者。”所以，李漁預先就表白：我這本書雖名為“閑情”，可並不是胡扯淡，也無半點“犯規”行為；表麵看我說的雖是些戲曲、園林、飲食、男女，可裏麵所包含的是微言大義，有益“世道人心”。李漁這麼說，對於當時的統治者和滿口“仁義道德”，“非禮勿視”、“非禮勿聽”的“腐儒”們，不無討好之意。當然，《閑情偶寄》中所言，也並非沒有出於真心維護封建思想道德者；但是，書中大量關於觀劇聽曲、賞花弄月、園林山石、品茗飲酒、服飾修容、選姬買妾、飲食男女、活命養生等等的論述描繪，難道其中真有那麼多微言大義嗎？明眼人一看便知，李漁所說的，大半是些“聰明人”的“聰明話”而已。正如李漁的另一友人尤展成（侗）在為《閑情偶寄》所作的序中說的：“所著《閑情偶寄》若幹卷，用狡獪伎倆，作遊戲神通。”不管作序者這幾句話的原意如何，但用“狡獪伎倆”來形容我們在《閑情偶寄》中所看到的李漁，還是貼切的。在統治者對輿論鉗製得比較緊、時有文字獄發生的清代，李漁以及象李漁那樣的文人耍點小聰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文革”時許多知識分子的做法不也是如此嗎？
所謂真言者，除了上麵所說李漁確有自覺維護封建思想道德的一麵之外，從藝術形式和文章的審美作用的角度來看，我認為李漁也真想避免“莊論”、“正告”而采用輕鬆愉快的“閑情”筆調來增加文章的吸引力。也就是說，李漁在《閑情偶寄》中大談“草木昆蟲”、“活命養生”的“閑情”是他的真心話。他深知那些正襟危坐、板著麵孔講大道理的文章，令人望而生畏，令人厭倦，不會有多少打動人的力量。現代的情況也是如此。“文革”時報紙上那些冷似鐵、硬似鋼、字字絕對真理的大塊文章，有幾個人真心要讀？所以，李漁有意識地寓“莊論”於“閑情”，使這本書變得有趣、有味，可讀性強。單就這個方麵而言，李漁的確獲得了成功。從總體上說，他的文章，他的書，絕不枯燥、乏味，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隻是有的地方世俗氣太重，有的地方略顯油滑，有的地方有點媚俗，這是不足。然而，優點是，絕不板著麵孔教訓人、講大道理。即使本來十分枯燥的理論問題，如《閑情偶寄》的《詞曲部》和《演習部》等專講戲曲理論的部分，他也能講得有滋有味，風趣盎然，沒有一般理論文字的那種書卷氣，更沒有道學氣。這是《閑情偶寄》的一個突出特點。
讀《閑情偶寄》還有一個突出感受，即它的平易近人的人情味和濃重的“市井”氣、“江湖”氣。而且，在李漁那裏，這兩者是融合在一起的：他文章中的“人情”不是隱逸在山林中的冰清玉潔的“逸情”，也不是窗明幾淨的書齋裏的“雅情”，而往往是世俗的“市井”情、“江湖”情。如果說不是全部文章都這樣，那麼至少相當多的文章是如此。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李漁是一個“江湖”文人、“市井”文人，或者說，是舊社會裏常說的那種“跑碼頭”的文人。
李漁繼承了明代“性靈”小品的傳統。大家知道，明代晚期以袁氏三兄弟（袁宏道和他的哥哥袁宗道、弟弟袁中道）為代表的文學家，無視道學文統，不是象以往那樣大講“文以載道”，而是倡導“獨抒性靈”，把“情”放在一個突出位置上來。袁氏稍前的李贄、湯顯祖，袁氏稍後的“竟陵”諸人（鍾惺、譚元春等），都是如此。受他們的影響，李漁的包括《閑情偶寄》在內的許多散文，多與“性靈”小品的格調相近，不著意於“載道”，而努力於言事、抒情。不過，比起他的前輩，李漁多了一些“市井”氣、“江湖”氣，少了一些“雅”氣、“文”氣；多了一些圓滑、媚俗，少了一些狂狷、尖銳。之所以如此者，不是或主要不是個人性情所致，乃時代、社會使然。
李漁生活的時代是明末清初。他原名仙侶，字謫凡，號天徒，後改號笠翁。其著作上常署名隨庵主人、覺世俾官、湖上笠翁、新亭客樵、伊園主人、覺道人、笠道人等等。他生於明萬曆三十八年或三十九年（1610或1611），卒於清康熙十八年或十九年（1679或1680），一生跨明清兩代，飽受時代動蕩和戰亂之苦。中年家道敗落，窮愁坎坷半世，靠賣詩文和帶領家庭劇團到處演戲維持生計。他一生著述甚豐，作為文學家、戲劇理論家和美學家，主要著作有《笠翁一家言全集》，包括文集四卷，詩集三卷，詞集一卷，史論兩卷，《閑情偶寄》六卷；作為戲劇作家，李漁著有傳奇十幾種，常見的有《笠翁十種曲》傳世；作為小說家，他寫過評話小說《十二樓》、《無聲戲》，有人認為，長篇小說《回文傳》、《肉蒲團》也可能是他的手筆。而他自己則把《閑情偶寄》視為得意之作。這部書包括《詞曲部》、《演習部》、《聲容部》、《居室部》、《器玩部》、《飲饌部》、《種植部》、《頤養部》等八個部分，內容豐富，涉及麵很廣。其中相當大的篇幅論述了戲曲、歌舞、服飾、修容、園林、建築、花卉、器玩、頤養、飲食等藝術和生活中的美學現象和美學規律。他寫此書確實下了很大功夫，運用了大半生的生活積累和學識庫存。他在《與龔芝麓大宗伯》的信中有這樣一段話：“廟堂智慮，百無一能。泉石經綸，則綽有餘裕。惜乎不得自展，而人又不能用之。他年齎誌以沒，俾造物虛生此人，亦古今一大恨事。故不得已而著為《閑情偶寄》一書，托之空言，稍舒蓄積。”《閑情偶寄》不但是一部內容厚實的書，而且是一部力戒陳言、追求獨創的書。在《閑情偶寄》的卷首《凡例》中，李漁說：“不佞半世操觚，不攘他人二字。空疏自愧者有之，誕妄貽譏者有之。至於剿窠襲臼，嚼前人唾餘，而謬謂舌花新發者，則不特自信其無，而海內名賢，亦盡知其不屑有也。”對於李漁這部頃半生心血的力作，他的朋友們評價甚高，並且預計此書的出版，必將受到人們的歡迎。餘澹心（懷）在為《閑情偶寄》所作的序中說：“今李子《偶寄》一書，事在耳目之內，思出風雲之表，前人所欲發而未竟發者，李子盡發之；今人所欲言而不能言者，李子盡言之；其言近，其旨遠，其取情多而用物閎。寥寥乎，儷儷乎，汶者讀之曠，塞者讀之通，悲者讀之愉，拙者讀之巧，愁者讀之忭且舞，病者讀之霍然興。此非李子偶寄之書，而天下雅人韻士家弦戶誦之書也。吾知此書出將不脛而走，百濟之使維舟而求，雞林之賈輦金而購矣。”此書出版後的情況，恰如餘澹心所料，世人爭相閱讀，廣為流傳。不但求購者大有人在，而且盜版翻刻也時有發生。可以說，這部書的出版，在當時逗起了一個小小的熱潮，各個階層的人都從自己的角度發生閱讀興趣，有的人甚至到李漁府上來借閱。此書自康熙十年（1671）印行三百多年來，一直受到人們的注目。在有清一代，凡是談到李漁的，一般都會提到他的《閑情偶寄》，並加以稱道。直到現代，《閑情偶寄》也不斷被人提起。例如，大家很熟悉魯迅在《且介亭雜文二集·從幫忙到扯淡》和《集外集拾遺·幫忙文學和幫閑文學》中談到李漁及幫閑文學的一些話，在那裏，魯迅稱李漁等人為“幫閑”文人。但魯迅對李漁批評中有肯定。魯迅說，曆史上的“幫閑文學”和“幫閑文人”並不都是“一個惡毒的貶詞”；文學史上的一些重要作家如宋玉、司馬相如等，就屬幫閑文人之列，而文學史上“不幫忙也不幫閑的文學真也太不多”，如果“不看這些，就沒有東西看”；而且，“清客，還要有清客的本領的，雖然是有骨氣者所不屑為，卻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例如李漁的《一家言》，袁枚的《隨園詩話》，就不是每個幫閑都做得出來的”，因為李漁等人確有真才實學。此外，作家林語堂、周作人、孫楷第、胡夢華、顧敦柔、朱東潤等，園林學家和建築學家童嶲、陳植、陳從周等也對《閑情偶寄》十分推崇。《閑情偶寄》之曆來受歡迎、受關注，還可以從它一版再版、不斷印行的情況加以印證。不但有清一代有許多版本行世--最著名的是康熙十年（1671）翼聖堂十六卷本（又收入翼聖堂《笠翁一家言》二集），以及雍正八年（1730）芥子園刊《笠翁一家言全集》本（將十六卷並為六卷，易名為《閑情偶集》，並有單刻本流行），翻刻、偽刻者無法統計；而且直到本世紀，還不斷有新版本以及各種各樣的選本和注釋本發行。我所知道的，二、三十年代有普益書局、會文堂書局、寶文堂書局石印本，1936年有貝葉山房發行、張靜廬校點、施蟄存主編、鬱達夫題簽的《中國文學珍本叢書》本，1985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單錦珩校點本（後來浙江古籍出版社的《李漁全集》第三卷《閑情偶寄》也是這個本子），1996年作家出版社立人校訂《明清性靈文學珍品》本（此本把李漁誤為明人，我想應該是偶爾筆誤或印刷錯誤），1998年學苑出版社杜書瀛評點《曆代筆記小說小品叢書》本，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江巨榮、盧壽榮校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