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福州的三坊七巷是一塊沃土，一塊專門在清末民初這一特定曆史時期，像手機短信群發似的一下迸射出一群顯赫知名人物的沃土。像大名鼎鼎的民族英雄林則徐，走向北京菜市口被慈禧太後砍殺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辛亥革命之黃花崗烈士林覺民，“帝王之師”陳寶琛，海軍高官薩鎮冰，海軍船政學堂創始人、福建巡撫沈葆楨，著名翻譯家林琴南以及稍後的謝冰心、胡也頻、林徽因、鄧拓等，均在三坊七巷或居住生活過，或老宅子建在此地。在這諸多知名人物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嚴複。後人為他建造的紀念館，至今仍在這一帶。
嚴複乃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是清末很有影響的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翻譯家和教育家。清鹹豐十年（1860年），7歲的嚴複入私塾讀書；次年，嚴複遵父命回家鄉陽岐隨五叔嚴厚甫誦讀經書，一直讀到9歲，打下了紮實的國文功底。10歲那年，已經頗曉人間冷暖的嚴複，回到很有些古風文韻的蒼霞洲家中，父親請義序黃少岩來家坐館教讀。應當說，這時候的嚴複，比起平民子弟，有著更好的教育條件。老師黃少岩對嚴複管教尤其嚴格，不斷地給嚴複增加學習量，除教經書外，還給嚴複講宋明理學和典籍，有時還傳授一些外國傳教士的書文，這為嚴複以後吸收外來思想並執意於學術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866年，嚴複以第一名的優異成績考入沈葆楨創辦的海軍福州船政求是堂藝局。他在這裏大開眼界，除了主要學習駕駛專業外，還學到了數理化、機械、外文等一係列先進知識。5年後，嚴複以優等成績畢業，成為他那個年代國內第一流學子。
嚴複天生就是一個讀書做大學問的人。他非常榮幸地於1877年被清政府公派到英國留學，在那裏依然學習海軍軍事。與嚴複同時赴英留學的還有劉步蟾、林泰曾、蔣超英、方伯謙、何心川、葉祖玨、薩鎮冰、黃建勳、林穎啟等一批精英。這些人後來都成為近代中國海軍的先鋒和開拓者。有了他們的輝煌，才有後來海軍曆史的書寫。他們先入普茨茅斯大學，後轉到格林威治海軍學院。後一所學院在當時乃世界一流學院。嚴複在那裏獲益匪淺。那是一個歐美新興資本主義國家全麵興起繁盛而大清王朝愈加封閉落後走向窮途末路的時代。嚴複在留學期間雖然學的專業是海上軍事，卻對歐美的政治經濟產生濃厚興趣。他在短短的幾年時間裏，廣泛閱讀了大量英法德美等國的政治思想理論，尤其深刻地研讀了達爾文的進化論相關著作。
嚴複於1879年8月畢業回國，到福州海軍船政學堂任教習。清光緒六年（1880年），李鴻章在天津創辦北洋水師學堂，他聞知嚴複小有名氣，便指名調嚴複任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嚴複在這裏一幹就是9年。到了1889年，嚴複為了改善社會地位，不得不屈從科舉和官場雙重壓力，按照當時傳統做法，花錢去捐得選用知府銜。不久，他就升為北洋水師學堂的會辦、總辦（校長）。嚴複還曾擔任過京師大學堂譯局總辦、上海複旦公學校長、安慶高等師範學堂校長，清朝學部名辭館總編輯等職。辛亥革命後，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1912年嚴複受袁世凱命擔任北大校長之職。這時候的嚴複，已經在全國思想界和知識界學術界占據了相當高的地位。
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依然任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總辦的嚴複意識到：一個人光有思想還不夠，還必須有載體將思想傳播出去，這樣才能產生社會影響。於是，他利用學堂的有利位置，在天津創辦了《國聞報》，親自任主編；沒多久，又創辦《國聞彙編》，將自己此前翻譯的《天演論》刊載在這個雜誌上，一下引起社會轟動。
這就是現代傳媒的力量，也是嚴複獲得成功的唯一途徑。
嚴複最重要的貢獻，是他從海軍界轉入思想界，積極倡導西學的啟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論》的翻譯工作。他的譯著區別於赫胥黎的原著。在《天演論》中，嚴複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和“時代必進，後勝於今”作為救亡圖存的理論依據，在當時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戊戌變法後，他致力於翻譯西方資產階級哲學社會學說及自然科學著作，是一個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嚴複信奉達爾文進化論和斯賓塞的庸俗進化論。這是他政治思想的理論基礎，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理論基礎。嚴複在《原強》中提出，一個國家的強弱存亡決定於三個基本條件：“一曰血氣體力之強，二曰聰明智慧之強，三曰德性義仁之強。”他認為，隻有通過廣大民眾的體、智、德全麵發展，才能造就有質量的優秀人才，也才能增強國威。“是以今日要政統於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開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謂鼓民力，就是全國人民要有健康強壯的體魄，要禁絕鴉片和禁止纏足惡習；所謂開民智，主要是向西方學習科學真理，以西學代替科舉；所謂新民德，主要是廢除專製統治，實行君主立憲，倡導個體解放。“教育救國論”是嚴複的一個突出思想特點。嚴複要求維新變法，卻又主張“惟不可期之以聚”。“除而不驟”的具體辦法就是要通過教育來實現，即在當時的中國，要實行君主立憲，必須開啟民智之後才能實行。戊戌變法的失敗，證實嚴複這一觀點的正確。
二
作為一個教育家，嚴複深感舊式教育體製、教育方法、教學內容的陳舊落後，必須加以改革，否則殃及後代，誤民誤國。他提出“教育變法”的建言，而變法最當先的是廢除八股。這在當時，比袁世凱等朝廷命官提出的“取消八股”還早，因而引起社會強烈反響。嚴複曆數八股的危害：“夫八股非自能害國也，害在使天下無人才，其使天下無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其一曰錮智慧”、“其二曰壞心術”、“其三曰滋遊手”。嚴複主張多辦學校，他曾論述西洋各國重視教育，對“民不讀書，罪其父母”的強行義務教育表示讚賞。因為中國民之愚智懸殊，自然不能勝過西人。基於這種思想，嚴複對辦學校持積極態度。他除親自管理北洋水師學堂長達20年外，還幫助別人辦過學校，如天津俄文館、安慶師範學堂，北京通藝學堂等。嚴複要求建立完整的學校係統來普及教育，達到“開民智”的目的。他參照資本主義國家的教育製度，提出中國的學校教育應分三個階段的理論，即小學堂、中學堂和大學堂。小學堂吸收16歲以前的兒童入學；中學堂吸收16～21歲文理通順、有小學基礎的青年入學；大學堂學習3～4年，然後升入專門學堂進行分科的專業學習。同時，還要把學習好的聰明之士送到國外留學，以造就學有專長的高精尖人才。他對學校教育各階段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也提出了思路。他認為在小學階段，教育目的是使兒童能“為條達妥適之文”，“而於經義史事亦粗通曉，”因則“舊學功課，十當其九”，並以明白易懂的文字翻譯西學中“最淺最實之普學”為輔助讀物。在教學方法上，多采用講解，減少記誦工夫。他認為在中學階段，學生應以“西學”為重點學習內容，“洋文功課居十分之七，中文功課居十分之三”，並且規定“一切皆用洋文授課”。他認為在高等學堂階段，主要學“西學”，至於“中文”，則是“有考校，無功課，有書籍，無講席，聽學者以餘力自治”。他提出教育青少年的目的，是引導他們多學知識，提高分析辨別事物的能力；學習專業知識、先進知識，配之科學實驗，結合社會實踐，提高科研才能，真正為國為民貢獻知識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