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和劍橋大學具有同等學術地位，兩校人員多學識淵博，溫文爾雅，在舉止作風上也都很相似，所以有人就創造出一個詞，叫“牛橋”（Oxbridge）。比如，在聊天時人們常說：“英國政府的不少官員都來自‘牛橋’”；“我一眼就看出，他一定是‘牛橋’人。”“牛橋”這個詞已約定俗成，現在已收入牛津和劍橋大學出版的詞典中。
同牛津一樣，劍橋大學也培養出了不少名人。如進化論的奠基人達爾文、凱因斯主義的創始人凱因斯、著名學者李約瑟和查爾斯王子等，都是在劍橋大學受的教育。劍橋大學的科研成果，也非常顯著，至今，已有60多位學者獲得了諾貝爾獎。
談起李約瑟教授，1983年的一個夏日，使館的同事科技參讚和筆者曾專門去劍橋拜訪過他。
李約瑟，1900年生於英國的一個名醫家庭。他是在劍橋學習生物化學的，後來成為著名的生物化學家和一位在科學史上有豐碩成果的曆史學家。西方學術界認為他是二次大戰之後，歐洲學者中最傑出的代表之一。特別是，李約瑟又是一位非凡的漢學家，專門研究中國的科學與文明。他以係列形式分卷編著的《中國的科學與文明》，是一部關於中國的科學、技術和醫學的巨著，劍橋出版社自1958年開始就為他陸續出版這部書。這部浩瀚巨著在國際上產生了深遠影響。一位學者這樣寫道：李約瑟“在西方打開了在學術上承認中國既往科學成就的大門”。
李約瑟先生的大半生，都是在劍橋大學的校園內度過的。一進他的宅邸，你就能感覺到，主人一定是一位大學者。大廳裏布滿了各種書籍，有的還是中文古典書。說李約瑟先生“學富五車”一點也不過分。李先生的親密合作者，後來成為他妻子的魯桂珍女士，來自南京。她按照中國人的習慣泡好一壺茶，請大家邊飲邊談。先生時已83歲高齡，白發蒼蒼，但精神抖擻，唯行動稍有不便。他慢吞吞地談起寫作的事情，說他的書已經出了幾卷，當時正集中精力寫醫學部分。除了寫作之外，他每周四還要在研究所伏案工作。我們好奇地問他：“您的中文怎麼這樣好？”他謙虛地回答說，為了完成他的中國科學史，表達對中國人的情誼，他還要努力學。臨別時，老人熱情地表示：“讓我把我的中文名字留給你們吧。”筆者當時拿出自己的一張名片，李先生在背麵用清秀的字體寫下：李約瑟（號）丹耀。魯女士也在上麵留下了她的芳名。遺憾的是，李約瑟先生於1995年與世長辭。人們會永遠以敬惋的心情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