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是把三國時代的戰爭作為題材的曆史小說。我們可以把《三國演義》稱為曆史小說；它是中國古典的民族形式的曆史小說，和世界文學裏的所謂曆史小說有性質上的差別。歐洲的長篇小說產生在資本主義社會，是個別作家的文藝作品，內中有把某一個曆史時期作為背景，用大部分虛構的人物故事來充實描寫這個時期的社會生活的，叫做曆史小說。我國的曆史小說產生在封建時代。有通俗說書業者，約略根據史書，對人民大眾講說曆史上的戰爭故事和英雄人物，講說某一個朝代的興亡始末；原來是口頭的文藝創作，從他們的累代相傳的講說底本稱為“話本”的東西，通過文藝作家的加工編寫，產生了大批演義小說。《東周列國誌》、《三國演義》、《隋唐演義》等等，都屬於這一類，向來被稱為演義小說的，按照它們的內容，可以叫做曆史小說。它們是民族形式的曆史小說。這類東西有點像歐洲中世紀流行的曆史傳說和英雄故事書，同樣淵源於人民口頭創作，同樣是封建時代的文藝作品。《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生活在元末明初（約一三三〇—一四〇〇），是一位偉大的通俗文藝作家。三國故事的流傳到了他的時代已經有五百年的曆史，他繼承了豐富的民間文學遺產，再參考了史書裏的材料，編寫成這部曆史和文藝融合得恰到好處的天才傑作，在演義小說中是一部典範的、最成功的作品。
晚唐詩人李商隱在《驕兒詩》裏描摹他小孩的淘氣情況，有“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兩句詩，可見在晚唐時代三國故事已經普遍流行了。《東京夢華錄》記載北宋首都汴京（今開封）的“京瓦伎藝”中間有“霍四究說三分，尹常賣五代史”。京瓦是京城的瓦市，熱鬧的人民市場，活躍著各色各樣的大眾化的娛樂雜伎。霍四究不知是何等樣人。“常賣”是京都的俗語，指在街頭叫賣小商品的，大概講五代史的尹先生曾經是這樣一個行當出身的。由此推想，霍四究也不會是怎樣博雅的人物吧？從記載，北宋的汴都和南宋的都城臨安（今杭州）裏，演說史書的名家有孫寬、李孝祥、喬萬卷、許貢士、張解元、張小娘子、宋小娘子等。這裏貢士、解元等稱呼不是真的科舉上的身份，乃是社會上對於一般讀書人的美稱。演史家要按照史書編造故事，其中盡有些有相當學問的讀書人，不過這班讀書人必定是窮得可以的，在科舉上斷了念頭，不想往統治階級裏爬了，他們轉向〔為〕（編者注：原脫字）人民大眾服務，坐在茶館裏說古書了。這樣他們把掌握在封建統治階級手裏的曆史知識搬運給人民，同時結合人民的道德標準批評了曆史人物，結合人民大眾的藝術創造能力把曆史事件越發故事化了。在說書界中還有和演史家並立的“小說”家，講說傳奇、鬼怪和反映社會現實生活的短篇小說的，這派的說書藝人捏合故事的本領更高，不像演史家的一定要依據史書，帶點書卷氣的。這派的有名藝人中，有故衣毛三，棗兒徐榮等，從他們的稱號可以推想他們的階級出身，大概是賣過舊衣服，開過棗兒鋪的。總之無論讀書人也好，做小買賣出身的也好，他們現在同屬於一個階級，就是在市場裏說書講故事的伎藝人。講說的是他們，編造話本的也是他們。他們屬於小市民階級，處在社會下層，是被壓迫者，是老百姓。他們的口頭文藝創作，主要反映市民階層的思想意識。不過在都城裏活躍的說書業者，原是從各個城市裏集中得來的，說書業普遍於全國，普遍於城市，也深入到農村。說書的是走江湖賣伎藝的，他們接近廣泛的人民大眾，所以他們的文藝創作合乎人民大眾的口味，反映人民大眾的願望的。封建時代有兩種文化，一種是封建統治者的文化，一種是人民大眾所創造的文化。說書藝人的口頭創作集中表現了人民大眾的文藝創作才能，從這裏成長出民族形式的小說，替施耐庵、羅貫中、吳承恩、吳敬梓、曹雪芹的文藝天才開辟了廣闊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