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等同為古文家，與他們不同的，他不完全是受孔孟儒家思想影響，也接受了莊子的思想和佛學中的禪宗哲學思想。蘇軾從小就喜歡《莊子》，他說：“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此書，得吾心矣。”足見他受莊子思想影響之深，他的思想與莊周有拍合之點。
《超然台記》是蘇軾知密州任上所寫。他從杭州通判到膠西密州任知州，離開了江南富庶之區、湖山勝地，到一清苦的小地方。此時密州“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水災、旱災，生活很苦，連太守也不能吃飽，但蘇軾卻不以苦，自得其樂，“處之期年，而貌加豐，發之白者，日以反黑”。一年之後，築超然台，相與登覽，並撰《超然台記》，發揮了他的超然主義思想，“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饣甫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吾安往而不樂？”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他認為人之所以不樂者，是因為有欲望而不能得到之故。減少欲望則減少痛苦；追求欲望則可樂常少，而可悲常多。“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複，如隙中之觀鬥，又焉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在他看來，“萬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人有情感，但不能溺於物欲。去除物欲，就能常得物之可樂。蘇軾登上台，曰：樂哉遊乎！題台名曰“超然”。“以見餘之無所往而不樂者，皆遊於物之外也。”
蘇軾所謂超然的態度，就是“遊於物外”。這種人生哲學是接近於莊子《逍遙遊》中的思想的。雖然屬於主觀唯心論的範疇，但在困苦的境遇中積極、樂觀，不悲觀、沮喪。“遊於物外”的超然思想要求一種自由的意誌，要求思想上的解放，這也就形成了蘇軾文學創作中豪放、曠達的風格。
他的這種超然物外的思想也表現在他的認識論方麵，如《題西林壁》詩說：“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他認為要超然於物外，方才能認識物的本體。這種思想也是從莊子和禪宗哲學派生出來的，可是不完全是唯心論的，而是比較客觀的、唯物的。
超然物外的人生觀也體現在蘇軾的藝術觀和藝術評論上。他批評王維和吳道子的畫說：“吳生雖妙絕，猶以畫工論。摩詰得之於象外，有如仙翮謝籠樊。吾觀二子皆神俊，又於維也斂衽無間言。”他說吳道子尚拘泥於形似，王維則能超脫。所謂“象外”，即形象之外。他認為最高的藝術是超乎象外的。如果把“象”解釋成個別的事物，超乎象外就是體現藝術的典型。當時有駙馬都尉王晉卿者，善於書畫，常請蘇軾題跋。蘇軾在為他寫的《寶繪堂記》中說：“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他認為王晉卿愛好書畫是好的，每個人都可以有所愛好，但不要愛好太過。他對於一切愛好的東西抱藝術家欣賞的態度，而不抱功利主義的態度。蘇軾認為人不妨有嗜好，但他反對沉溺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