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時代的寫作：對話〈酒國〉〈生死疲勞〉》
迷亂現實逼出迷幻現實主義
莫言（1955-），本名管謨業，山東高密人。小學五年級因“文化大革命”輟學回家務農，1976年應征入伍。曾在解放軍藝術學院、北京師範大學魯迅文學院學習。1981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紅高粱家族》《豐乳肥臀》《酒國》《生死疲勞》《蛙》等。2012年獲諾貝爾文學獎，成為首位獲獎的中國籍作家。
張旭東（1965-），生於北京，紐約大學比較文學係和東亞研究係教授。北京大學中文係畢業，美國杜克大學文學博士。著有《改革時代的中國現代主義：作為精神史的80年代》《幻想的秩序：批評理論與當代中國文學話語》等。
莫言語言的放肆就是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所說的“迷幻現實主義”，這種迷幻狀態恰恰能夠捕捉今天中國的複雜性。
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後，我們想象得到會有各種傳記、評論集問世。率先上市的是張旭東與莫言合著的《我們時代的寫作：對話〈酒國〉〈生死疲勞〉》，主要是兩人的對話以及莫言作品的文學評論。張旭東是紐約大學比較文學係和東亞研究係教授，激發出莫言一些坦率的、有趣的說法。然而在進行《生死疲勞》的對話之前，他竟未讀完這部小說！接受媒體采訪時，他說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話，諸如莫言獲獎代表中國文學的生產力等，但瑕不掩瑜，他的理論分析很精彩。
評論界經常批評莫言的文字不夠節製，有點太放縱。我覺得莫言早期的作品還好些，到《生死疲勞》這個問題就有點嚴重。張旭東認為莫言的語言從《酒國》開始就很放肆，這種放肆就是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所說的“迷幻現實主義”（hallucinatoryrealism），這種迷幻狀態恰恰能夠捕捉今天中國的複雜性。
今天中國很多東西說不清道不明，比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到底是什麼。張旭東在《“妖精現實主義”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敘事可能性——〈酒國〉中的語言遊戲、自然史與社會寓言》一文中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不同生產方式的並存，不同時代壓縮在一個空間裏，資本主義、超資本主義、前資本主義的東西都在其中。這麼多混雜的東西同時呈現，投射到語言上必然雜亂。
張旭東將《酒國》視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寓言，認為這部小說的特征是“亂七八糟，特別混雜，很多經驗不知道怎麼處理就那麼並存在那裏。在一個非常直觀的意義上貼近中國當代的現實，有一種寓言式的對應關係。我們看莫言，在審美意義上，有一種醜的感覺，有一種紮眼的、震驚的、粗俗的、鬼怪式的、怪力亂神的東西。看完以後覺得這像是我們日常生活經驗的一個結晶體，不講道理的東西”。
《酒國》的主人公丁鉤兒是省人民檢察院的特級偵察員，“照理說應該代表了國家和體製，但他出來後國家已經不在他身後，給他的這個權力、自我意識也不足以去抗拒種種誘惑，他知道自己在受誘惑，也知道這是不對的，但是沒有辦法去抵禦誘惑”。張旭東認為這不能簡單歸咎於丁鉤兒意誌薄弱。用卡夫卡的說法[1]來形容，這個人雖是欽差大臣，然而皇帝在下麵已無權力，到處諸侯割據，派人下去自然會發生一係列荒唐的事。你以為自己拿著尚方寶劍和大印就管用，但別人根本不跟你玩這一套。
莫言以語言爆炸的方式表現這種混雜狀態。比如丁鉤兒到酒國市調查“紅燒嬰兒”案件，犯罪嫌疑人給他敬酒時，隨意搬弄各種語言。首先用很“偉（大）光（榮）正（確）”的語言說：“我們是愛國主義者，抵製洋酒。”這是酒國土產的酒，不能不喝吧？勸酒時說：“老丁同誌，您大老遠來了，不喝酒我們不過意。咱們一切從簡，家常便飯，不喝酒怎能顯示出上下級親密關係？酒是國家的重要稅源，喝酒實際上就是為國家做貢獻。”這場豪華宴會喝到最後連孝道都出來了，犯罪嫌疑人竟以84歲老母親的名義祝丁鉤兒偵察員身體健康、精神愉快……張旭東認為這種筆法才能恰到好處地表現中國的複雜：“這裏邊有共產黨的語言、官方語言，有民間語言，有上得台麵的語言，有上不得台麵的語言，有胡攪蠻纏的語言，也有好像講道理其實不講道理的語言，所有的語言都混在一起了。”“那些人掌握各種各樣的合法性的詞彙，各種各樣的合法性的表述，各種各樣的合法性的資源，他們以這樣一種語言上的合法性將自己包裝起來。這就是中國現狀的一個特色。”這場鴻門宴“犯罪一方能充分調動語言資源，而丁鉤兒意識上處於一個半癱瘓、半空白的狀態，像一個煤氣中毒，意識到危險，想把窗戶打開或爬出門去但卻動彈不得的人那樣，一點點陷入了羅網”。
張旭東很關注這類帶有遊戲性質的語言，認為它超越一般的善惡與是非判斷，不能簡單地說莫言在為中國塗脂抹粉或在批判現實。但莫言認為自己並未超越，他對價值判斷有標準，對善惡、是非很執著，甚至對政權持批判態度。
張旭東認為《酒國》批判的是商業化問題，但莫言說他批判的是“欲望洪流，更多的是對人的一種思考，對人的遠遠超過自身需要的欲望、過分膨脹的欲望、人的口腔的欲望、性的欲望、財富的欲望的一種諷刺。這些東西也涉及腐敗問題，官員的腐敗問題，另外也是主動地對魯迅的‘吃人文化’的有意識的繼承。這種道德義憤在《生死疲勞》裏還是很強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