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錫誠
青年作家海岩的中篇小說《死於青春》講述了一個年僅十九歲的警察的悲壯的故事。當我讀著這部九萬多字的作品時，我的情緒隨著主人公陸小樣的命運的沉浮，重重地被一種早己消逝的對政治生活的提心吊膽的恐懼感所籠罩。慘絕人寰的唐山大地震，勞改農場監改於部中的複雜鬥爭，使那些無所不在，無所不有，無孔不入的左的人物和左的思想、左的政策和左的做法更顯出猙獰的麵目。一個純厚正直、執拗的追求真理、本該得到一切人都能得到的幸福與愛情的青年警察，他在維護人與人之間的正常的，淳厚的、仁愛的關係中所做的一切努力，所做的一切有益的事情，都成了把他關押起來的罪證，最終死子他的至親好友劉成德的槍彈之下，讀完陸小樣的故事之後，人們能不義憤填膺，仰天長歎：誰之罪？
我沒有全部讀過作者的小說，隻讀完了《啄木鳥》編輯部向我提供的《我不是一個好警察》、《我的孩子》、《我的故鄉》和上麵所說的《死於青春》三部。從我所讀過的這三部小說中，我以為《死於青春》寫得最為深刻，最為成熟，也最耐咀嚼。其所以深刻，是因為作者不僅寫出青年主人公陸小樣的富子個性的性格和哀婉動人的故事，而且從他的短促而不凡的生活史這一側麵，反映了當時社會的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以及造成他的人生悲劇的社會原因。這部小說所概括的社會問題，既有當時的時代特點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小說的全部情節、人物糾葛以及生活畫麵，自始至終是通過第一人稱的“我”的回憶、倒敘和內心自白而得以展開的。“我”在十年前曾經是市公安局的一個共青團委書記，年輕的姑娘，地震之後被派往震區清河農場參加抗震救災工作。在那段生活中結識了與她一起工作的當地的警察陸小樣，兩人在那樣一個特殊的環境中萌發了熾熱的初戀。陸小祥雖然缺乏較高的文化教養，但他的心靈中的人道主義思想和感情，淳厚的扶危濟困的道德感，追求真理而達到剛直不阿的精神，不畏險阻而勇於獻身的革命責任心深深地打動了這個從城裏來到農場的姑娘。兩個人在孩兒河畔羞怯地，然而又是熱烈地相愛了。由於社會環境的不正常，在勞改農場這個被人稱為階級鬥爭的第一線，左的思想不斷升級，以及孔局長一類人物的欺上瞞下獲取個人升遷的資本的行為，等等，陸小祥的一切作為，一切在常人看來是正當的、有益於革命事業的舉動，都成了構成他破壞抗震救災、同情反革命的罪證。他被關押審查，但他拒絕做檢查，拒絕承認錯誤。惡劣的環境和非人的待遇並來迫使這個雖然入世未深然而卻與環境不妥協的青年改變初衷，他的青春是壯麗的、狂放的、透明的，他雖然死在人民政權和親朋好友的槍彈之下，但他的結論卻不能由孔局長一類人物去做。父親一般仁慈、寬厚、苦幹，為人民事業不惜犧牲一切的洪場長以及農場的鄉親們深情地、憤怒地安葬了他的遺體。這樣一個警察，他的樸素的人道主義思想和淳厚的鄉情，同當時的政治生活發生了對抗的矛盾，這種矛盾是不可調和的，最後導致了他的人生悲劇。他的悲壯的死亡，對於一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社會來說，帶有普遍性。陸小祥雖然離開人世己經十年了，我們的社會已經由一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社會，轉變到改革、開放、搞經濟的新時代。“我”對小祥的眷戀依然那樣強烈，並沒有因為時間的流逝而泯滅，並沒有因為生活的改變，大學畢業了，結了婚，生活也好了——而將小祥的期待遺忘。每當對丈夫繼平庸俗的靈魂產生某些厭惡的時候，這種強烈的眷戀就達到不可抑製的地步，以至於在大年初一所有的普通人都在家庭裏團聚享受著天倫之樂的時節，“我”卻棄家而出去，來到依然是荒野漫漫的茶澱農場，尋找失落的舊愛，追回甜美而苦澀的記憶，憑吊那個在濕流誰的河灘擁抱了她，親吻了她，從而在那一秒鍾裏享受了一生全部愛情的陳小祥的墳頭。
如果把陸小祥的悲劇理解為人道主義思想與不人道的社會政治的衝突還不至於大錯的話，那麼，我還要說，“我”的離棄丈夫、公婆、雙親而出走，是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對真正的有意義的生活的追求與庸俗寡淡人生的衝突，個人與社會的衝突，以致達到不可調和的程度從而做出出走的決斷。這不是某一社會所獨有的現象，而是任何一個社會都普遍存在的一種矛盾的解決。我們也不必諱言在我們這個新的社會製度或新的曆史時期存在著這樣的悲劇，也不必把文學作品裏寫了這樣的衝突和悲劇就上綱為給社會主義抹黑，陸小樣的悲劇是容易理解的，他挺身而出要闖三十裏長堤，在為迎戰暴動的犯人而組織的敢死隊裏所表現的英勇豪氣，揭露馬盛利醫生在震後見死不救時的血氣方剛，為埋葬劉成德的父親而慷慨地獻出自己準備結婚用的大立櫃，由於揭發了秦文忠而導致秦文忠被捕之後的心理的矛盾與自責……這些相互矛盾又相互協調的思想、品德、因素、舉動，其核心是正直的做人，是對真理的追求和對謬誤的排拒，是人道主義的處世思想，而這些是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即以階級鬥爭為綱相抵觸的，最終是為當時的社會所不容的。十年之後，“我”的出走，也是個人與社會衝突的一種表現，不過，這次的衝突同小祥與社會的衝突，性質是不同的。在作者的筆下，“我”的追求是相當原始的，但可以看出，“我”時時把現在的丈夫與小祥放在一個感情的和世俗的天平上，把小祥的追求和哲學當作自己的追求與哲學，於是就對繼平的庸俗，亦即社會的庸俗市儈傾向，產生了厭惡，從而使家庭生活出現了斷裂，即使作為肉體的小祥己經在這個現實世界上不複存在了，但作為精神的小祥卻在她心靈中永存。不僅他的忠厚正直，他的勇敢熱情，他的倔強粗野，他的羞澀局促，而且還有他的不因左的裏壓而犧牲人與人之間的淳厚的情誼和了解，為人民事業而英勇獻身的社會貴任感，時刻都成為在“我”胸中湧動著的精神力量。但她在繼平身上所看到的，卻是一個寧可辭掉醫生的職務而到中外合資的大飯店裏做按摩師以獲取更多的錢的委瑣而庸俗的靈魂。也許她是一個心誌太高而想入非非的女子，但她對市儈主義的鄙棄卻是正在八十年代一部分青年中誕生的一種時代意識。小說在這方麵的挖掘顯得太少，未能充分揭示出“我”出走的更為深刻的原因。這不能不是一個減弱了作品的現實感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