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
我與《紅樓》的夙緣，始於家庭母教與手足之情，但更始於中華民族文化的極深至厚的培育灌溉。
我家與姥姥家都是“海下”養船的人家，母親姓李，純粹舊時家庭婦女，沒有名字。母親為獨生女，當時她還沒有趕上有“女學校”的時代，自幼深慕讀書的堂兄弟們，偷聽他們念書的聲音，能仿效當時學生朗誦唐詩聖杜甫的五言律詩的聲調——北方特色的抑揚頓挫的“美讀”法。她因此發奮自學，竟能閱讀一般的小說、唱本，也能學戲台上的唱腔。一句話，她是個酷愛文學藝術的村女。
重要的是，她有一部《紅樓夢》。
奇怪的是，她的這部書（還叫《石頭記》的版本）竟是日本版！
我第一次看《紅樓》，就是看母親的《石頭記》。
這書是她的堂兄（我的大舅）在她出閣之後前來看她時，給她帶來的禮物。綠色布麵精裝上下兩冊，帶批語，繡像。
我那時太小，看不懂，就丟下了。
母親卻津津樂道，常提《紅樓夢》的名字，講給我聽。我家曾有一個傍河依水的小花園，“那時家裏的姑娘媳婦們，穿的戴的，打扮的，真是好看極了！我們一群，一齊來到園子裏，那真像《紅樓夢》裏的那麼好，那麼熱鬧……”
我聽得很神往——可又似懂非懂。
但是，這種追述，對我來說，也是一種熏陶。從此種下了很深的“緣”源種子。
我長大了，家境比母親追述盛時的那年代更敗落了，園子也被族中敗家子弟拆毀賣了“材料”。
我上大學了……淪陷了……重返學校了……我在校學西語，誌向是精通外語為了向世界介紹中華文化、文學名著——我在南開高中時，英文成績就過得去了，英譯冰心女士的小說……暗自立下一個誌願：準備英譯《紅樓夢》。我和黃裳是同屋同窗，每晚牆子河邊散步，二人熱烈討論的主題不是別的——就是《紅樓夢》。
經曆滄桑，重返燕京大學，我已年齡“老大”，心情十分抑鬱，落落寡歡。這時，四哥祜昌在家鄉讀三哥澤昌的舊書，因三哥少年時是個小說迷，當然也就有《紅樓夢》等等有關的“閑書”。四哥因而重看起《紅樓》來了，對作者曹雪芹之為人發生了強烈的興趣與求知欲，就寫信給我，希望我對他（雪芹）作一番考察。
這一封信不打緊，卻一下子引發了我這個早先讀不懂芹書的人的極大興致，一頭紮進了“紅學”的無邊乾坤世界裏去了！
從那以後，我與四哥兩個人在四十幾年中，無有一時一刻不在為考芹研《紅》而努力。什麼困難險阻、挫折中傷，都沒能使我們二人改變初衷，失去信念。
我與《紅樓》的夙緣，始於家庭母教與手足之情，但更始於中華民族文化的極深至厚的培育灌溉。
再說我的母校燕京大學，沒有那樣的學術環境我是無法做“紅學”功夫的，特別是那座了不起的圖書館，凡是我想用的書，那兒幾乎一索即得，那藏書太富了！可是，隻沒有《紅樓夢》的好版本。後來，經過我的提議與張伯駒先生的努力，使得珍貴的《庚辰本》成為了館中珍笈——彼時的情況，那種古鈔本無一人重視，任其流落湮埋，如不得入此名館寶庫，其命運真是不堪設想，難以揣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