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是清代文壇最大的散文流派，作為一種恢弘壯觀的文化現象，桐城派從其產生到終結，大體可以分為初創、興盛、末流三個互相銜接而各有特點的時期。
（一）初創時期
桐城派的初創時期為清康熙至乾隆年間，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劉大櫆。戴名世是桐城派的先驅者，在桐城派孕育初期，起到了繼往開來的特殊作用。他論文主張立誠有物，率真自然，提倡道、法、辭並重，精、氣、神合一。清順治元年（1644年）清王朝入關後，為鞏固其封建統治地位，采取尊崇儒家理學的策略，以軟硬兩手迫使知識分子就範，宣揚“萬世道統之傳，即萬世治統之所係也”。統治階級的政治思想，給宣揚儒家道統的文學帶來了發展良機。桐城派創始人方苞及其古文流派就是在這種曆史條件下應運而生的。
方苞早在青年時代，就有以唐宋八家之文，載程、朱之道的誌向。25歲時，他在京師與薑西溟、王昆繩論“行身祈向”時就曾說過“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以後，他在《讀史記八書》《書史記十表後》中提出了“義法”主張。及至從《南山集》案中解脫後，“義法”說得到了進一步明確和完備，雍正十一年（1733年），方苞任翰林院侍講學士，替和碩果親王編成《古文約選》，便為“義法”說提供了一部示範書。在此書“序例”中，他闡述了道統與文統統一的問題，揭示了“助流政教之本誌”。《古文約選》當即“刊授成均諸生”。乾隆之初，又“詔頒各學官”，成為官方的古文教材。方苞所寫倡導“義法”的“序例”，也就具備了“欽頒”的權威性。自此，“義法”之說，受到士林的普遍重視。方苞授徒數十年，弟子甚眾，他們在道學、經學、義理等方麵各有側重，後多成為推動桐城古文運動的中心人物，其中主要有縣人葉酉、張尹，寧化雷鋐，吳江沈彤，天津王又樸，仁和沈庭芳，大興王兆符，歙縣程崟等。縣人劉大櫆長於古文，辭如歐蘇，文氣富麗，雖與方苞異趣，無師承關係，但他對方苞極為敬服，方苞亦對他的散文極推崇。方苞尊奉程朱理學，標舉“義法”，要求文章內容和形式相統一。方苞的“義法”說，後來成為桐城派文論的基礎。劉大櫆在“義法”說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神氣”“音節”說，劉大櫆一生致力於教學和著述，傳人眾多，在他的影響下，產生了以惲敬、張惠言為代表的陽湖派，實為桐城派初創時期的別支。
（二）興盛時期
桐城派的興盛時期為乾隆年間至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主要代表人物是劉大櫆的弟子姚鼐。他提出了“義理、考證、文章”三者合一的創作主張，並編選了《古文辭類纂》75卷作為典範。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他在《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中，正式亮出了桐城派的旗號。在此文中，他引用吏部主事程晉芳、編修周永年所雲：“為文者有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維盛清治邁逾前古千百，獨士能治古文者未廣。昔有方侍郎，今有劉先生，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乎？”此文還闡述了方苞、劉大櫆以及姚鼐之間的理論繼承關係，揭示桐城古文形成派係的端緒。此後桐城派之名遂顯於世。姚鼐初受業於古文家、伯父姚範，繼師事劉大櫆，充《四庫全書》館編修官。中年稱疾歸裏，先後主講鍾山、梅花、紫陽、敬敷書院四十餘年，傳授古文法，培養寫作人才。姚鼐為文修潔雅醇，氣質較方苞恣肆，較劉大櫆嚴謹，涉獵漢、宋諸學，兼及考據、訓詁。為文提倡“考據、義理、辭章”兼備。其所編《古文辭類纂》，世人稱為古文讀本最精賅之書。桐城派至姚鼐，文章風氣始遍及全國，形成所謂“家家桐城”“人人方姚”的局麵。姚鼐把桐城派的古文理論提高到了一個嶄新境界，而且也對整個中國古代古文理論作出了總結性貢獻。姚鼐以文名確立了其桐城派集大成者和領袖人物的地位，門人眾多又進一步壯大了桐城派的聲威，弟子中以梅曾亮、管同、方東樹、姚瑩四人成就最高，世稱“姚門四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