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很注重大都的城市開發，一個重要舉措就是開鑿了通惠河，外來船隻可由大運河或由海道，經通州直達大都市內的積水潭。同時也注重對外關係的開拓，波斯和一些阿拉伯國家當時受蒙古伊爾汗國統轄，同元朝關係密切；中國的匠師、醫生去到那裏，把火藥以及使用方法也帶了過去。波斯天文學家劄馬刺丁來到大都，帶來天文儀器和回回曆法，並在管天文曆法的機構中任職。意大利商人出身的馬可·波羅來到大都，他寫的《馬可·波羅遊記》是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著作。
由此可見，元代統治者的氣度很大，把精力全都集中在這些大事之上。至於自己腳下的那些漢人，以及漢人所欣賞的各種商業字號，似乎無暇顧及也不須顧及。上文談到大都城內的各種坊”和“市”的分布，一切又仿佛回複到唐代的樣子，隻是政治空氣異常緊張，讓人感到窒息。看來，元代不是個能自由自在做生意的時代。字號問題，也隻能先擱置一邊了。
明代
對於字號發展來說，明代初年又遇到了頓挫。1368年，明代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定都南京，元大都改稱北平府，朱元璋把四子朱棣封為燕王，長駐北平。後朱元璋死，由孫子繼承帝位，並采取了削弱藩王的措施。於是朱棣起兵，發動“靖難之役”攻陷南京，自己改變國號稱帝，並下令在北京修建宮殿。1241年，朱棣正式遷都北京。
明北京是在元大都的基礎上，參照南京城池宮殿規製而營建的。明北京的版圖比元大都為大，皇宮的規模也比元更加宏偉。史載，朱棣剛稱帝時的北京，人口僅數萬人，要想擔當起修建皇宮的任務，顯然力不從心。在這種勞民傷財的大背景下，北京的商業發展肯定要受到影響。
從大的方麵看，明代遠距離販運貿易的南北交流相當頻繁，使得市場急劇擴大。這就促進了商業的發展，給農村中承擔了超負荷的農民逃亡造成了條件。此外，明代官手工業中的工匠，主要是“輪班匠”。被迫定期到京服役做無償勞動。就這樣半個多世紀過去，到了嘉靖年間，北京人口驟增到百萬之多。這時，北京的北部是不安定的，不僅蒙古貴族經常襲擾長城一帶，新起的東北女真族也經常入侵山海關。因此自明中葉幾度提議加強北京的城防，終於在明嘉靖三十二（1533）年開始勘察施工。原準備圍繞現有內城再建一個外城。後因經費不足，便隻在商店雲集、居民眾多的正陽門、宣武門和崇文門之南，加修了半個城圈，即今天的外城。這一來，外城中形成了許多商業區，較大的鋪行有珠寶、玉器、生藥、香臘、茶食、糖坊、酒坊、裱褙、染坊、紙坊、糧食、鹽、布匹、棉花等。主要商品有專業市場，如米市、煤市、羊市、牛市、馬市等。定期市場（即廟會）也開始舉辦，最熱鬧的是燈市和城隍廟兩處。此外，會館也是在明代出現的。最初，它隻是士大夫間的“聯誼”組織，具有同鄉會性質。明中葉後，隨著商業發展有了變化，新建立的會館均為官僚和商人共同出資。商人可以在會館中居住、存貨，以至評定市價。興建會館的原則是以原籍的地域為基礎，不是以商人所在地的同一行業為基礎。同一城市中的同一行業，可以有一個以上的會館。因而可以說，會館是競爭的產物，它促進外部的競爭，但排斥內部的競爭。
清代
又是一個由北方“異族”（滿族）統治漢民族的社會。北京城沒有再重建，城門和皇宮的宮門隻改換了一下名字。北京作為一個“都城”統治者的對立情緒，似乎也不像元朝剛剛建立時那麼激烈了。全國範圍內的城市商業都得到了發展，當時有了“天下四聚；北則京師，南則佛山，東則蘇州，西則漢口”一說。清中葉以後，北京前門外形成了一個西到琉璃廠，南到珠市口的繁華商業區。敦華樓、元吉樓的金銀寶飾，廣信號、恒豐號的彩緞綾羅，六必居的包瓜、八寶菜，同仁堂的“精製丸散”，陳慶長布號的“靛青梭布”、“細密寬機”各有特色，遠近馳名。乾隆時琉璃廠發展成以書鋪為中心的文化街，書鋪、文具鋪、古玩鋪、裝裱鋪、錦匣鋪比比皆是。護國寺、隆福寺和崇文門外的花市，商品也很多。清代的行業組織比明代更為發達，特別是乾隆以後，各行逐漸采取了“公所”的組織形式。“公所”的特征在於打破地域界限的同行業組織，突出保護本行利益的一麵，行規相當嚴格。比如，規定開業者須按照習慣，具備一定條件，履行一定手續。要求新設的店址必須和老店保持相當距離。比如，不準同行相互搶生意，對度量衡的使用，銀價交付也有詳細規定。還比如，嚴格限製收徒人數，不許多收。這些規定有一個總目的，就是加強內部控製，限製發展，反對同行業競爭，維護壟斷，具有濃厚的封建色彩。
到了晚清，尤其是在鴉片戰爭之後，國內商業的買辦化和民族商業資本幾乎同時形成。最初，買辦主要是為外商負責照料洋行的內部瑣務。隨著外國經濟侵略勢力的擴張及買辦博得外商的信任，有些買辦便成為外商的中間人、經理人和收款保證人。買辦除了具有洋行雇員身分，還“獨立”開設商號，把自己的商業活動和洋行的活動連接在一起。後來，買辦製度的具體形態又逐漸向“高級職員製”、“經銷製”、“合夥製”和“經紀人製”發展。請特別注意這裏的“經紀人”，他們不設店鋪，專靠中介生意，賺取傭金。他們已和買辦產生區別，服務對象不再限於某一外商，可同時為幾家商行效勞。再後，買辦化商人也陸續出現，他們不以傭金作為主要收入，而是以自己的名義和洋行做買賣，從進銷差價中撈取利潤。麵對這一趨勢，中國民族商業資本也幾乎同時形成，隨之產生了民族資本主義商業。這種民族商業資本和封建統治者聯係較少，政治上沒有保證，在經濟活動中受到種種的限製和苛求。因此這些商人大多具有衝破封建束縛的願望。他們有自己的獨立資本，收入不靠洋行傭金，不專銷洋貨，不是某一洋行的代理人。他們經常受到洋商的控製和奴役，因而也對外商萌生了一定程度的反侵略性。
上麵講到晚清以來中國商業的大格局和大趨勢，講到買辦化商業和民族商業資本之間的嚴重對立。那麼現在追問一句：本書要探討研究的那些字號的站位在哪裏？非常不幸也非常可憐，它們就存身在上麵兩股對立勢力的夾縫中，誰也不敢得罪。它們不敢直麵振興中國商業的大鬥爭，不敢撒開“大手筆”去寫“大文章”，隻敢在“偏安一偶”的處世哲學的籠罩下，搞一些小打小鬧，取得人生角落的局部繁榮。在北京這樣的古都當中，總有相當數量的遺民和市民。遺民指的不光是那些前朝遺老，而更多是那些在各種競爭當中敗走下來的失意者。北京的市民也開始具備在“異族”（以及一切政治高壓）下生活的“本領”，甘心也善於在很屈辱的條件下自得其樂。於是前文提到的商業字號，往往也就成為遺民、市民逃避現實、安於現狀的媒介物之一。
太不穩定的20世紀
中國曆史是波瀾起伏的，而20世紀又顯得太不穩定。以往，有許多跨世紀的朝代，一跨再跨，連續幾百年。李唐、趙宋、明朱，這幾個漢家朝廷就很讓漢人驕傲。到了20世紀的前半期，朝代走馬燈一般，“城頭變幻大王旗”，連北京城最底層的巡警，也隔不了幾天，就要給管轄下的市民送去新大王剛頒布的“王旗”。
1911年，清朝帝製被辛亥革命推翻，顯赫的龍旗被撤換下來，從而結束了中國曆史最後的封建王朝。這對於字號來說，如同被罷官的官員摘去了頭上的“頂子”。前邊說到，字號基本上是因市民階層的需求而產生的，但隨時又希望得到帝王文化的恩寵。它們集中“孕育”、“演出”於北京的前門地區，身後的“背景”就是至高無上的紫禁城。帝製一被推翻，豈不如同演出被撤除了天幕？當然，這撤除不是一瞬間就完成的。最初，末代天子隻是縮在紫禁城中，不能再向天下發號施令；那些王公大臣雖然失去了封號，但在個人行動方麵卻還有相對自由。因此不妨說，最高級、最宏觀的“背景”雖然坍塌了，但“背景”中下層的某些“實物”，卻還在“運作不止”。
1917年（之後），新文化運動驟然興起，其中的一個矛頭指向了京劇。許多大文化人紛紛寫文章批刺舊劇（即京劇），希望通過一陣急風驟雨，把京劇中的舊世界徹底鏟除。京劇也是一種字號（且是一種特殊的老字號），也正在20世紀的前半期由新變老。它沒有感到太大驚慌，原因之一就是它所置身的前門地區，周圍的商業字號依然是穩定的。京劇從而感到了一種溫暖，一種舒泰。不是麼？多少北京人要想鄭重地買點東西，不還得到前門來？烤鴨得吃“全聚德”的，穿鞋得買“內聯升”的，生病買藥得去“同仁堂”，醬菜得到“六必居”，吃口餑餑也得去“正明齋”……就連那些文章批刺舊劇的大文化人，對於上述毫不涉及意識形態的（老）字號，不但心無惡意，甚至也下意識地給予欣賞。它們所急於引進的，是有關國家的大政方針，對於如同字號一般的“瑣屑之物”，他們大多無暇顧及。看來，是北京人享受（老）字號時的配套方式，保護了字號的群體存在。他們當中的一些人，等到了老年，當初對京劇的態度自然也產生了改變。像胡適晚年在台北，就幾次讚美京劇，稱頌《四進士》的劇本好，演出更好。
但是，“新文化運動”並沒能阻止洋貨進入中國，並且由最初的緩慢“蠶食”，變成以後大踏步的“占領”。甚至在北京的前門地區，販賣洋貨的商店也越來越多，並且和原來的（老）字號展開了商業爭奪。新一代文化的生活方式也同樣是配套的，吃要吃西餐，用也要用洋貨，文化消費自然把電影、話劇、跳交際舞這些“舶來品”放在前邊。這是一個既勻速又不斷加速的漸變過程，任何人對之無奈。
1931年，日本侵入沈陽並迅速占領東北。由於首都的南遷，北京不但改稱北平，並且從行政上降格。北平人有點失落，可又慢慢覺得無所謂。日本對北平的包圍圈逐步縮小，但在城圈裏自得其樂的北平人還是不少。這是否和前門地區的字號有點關係？字號給予人們的各種味覺和聽覺上的舒適，使人對於舊日產生出種種緬懷，讓人打不起精神去憤怒、去抗爭。以後連續十多年的戰爭，也讓北平人時而憂愁時而欣喜，前門地區的各種字號，也在時而艱難時而舒緩的變化中度日如年。
50年代中期，實行“公私合營”。原來的老板隻能擔任私方經理了，官派的公方經理掌握了字號的大權。字號的所有製在一夜間改變了，原有的生產訣竅必須公開，原有的生產方式也是說改就改。
60年代中期，中國大地爆發了“文化大革命”，矛頭指處無不所向披靡。北京變成了紅海洋，天安門廣場人聲鼎沸，激情奔湧。僅有咫尺之遙的前門，能不受到“革命精神”的感召？能不運用“鐵掃帚”，把隱藏在金字招牌裏的牛鬼蛇神，掃進曆史的垃圾箱？上述種種，想到說到，說到做到，老字號們爭著洗心革麵，改過自新。原來的招牌被打碎了，原來的老板被戴上高帽遊了街，原來的工藝流程被拋棄並忘記了，新湧現的新商業單位也自然用了新的名字，由新一代的商業工作者當家主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