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鞏是宋代著名的古文家，其文學思想主要是以變革時期的社會文化性格為背景，以個人的儒家修養為基礎，和在前輩師友古文家的影響下形成的。個人的儒家修養是他形成文學思想的基礎，使他以“宗經”、“明道”、“複古”為旨，有濃厚的正統色彩。變革時期的士風、學風和文風是培育他文學思想的土壤，使他的文學思想適應了時代潮流而向“文以致用”前進。範仲淹、歐陽修、王安石諸師友的楷模，為曾鞏的創作指明了方向，也促進了他文學思想的形成。
第一節 變革時期的社會文化背景
曾鞏所處的時代，正值北宋中葉，這是一個社會文化發生變革的時代，從政治上而言，就有“慶曆新政”和“熙寧變法”，從文化上講，有“宋學”之興起，文學上則有聲勢浩大的“古文複興運動”。社會的急劇變革，影響著文化的價值趨向，同時也影響著當時的士風、學風和文風，並進而影響文學創作觀念的變化。作為那個時代的產兒，曾鞏也不例外，他的文學思想也是在這一文化背景下產生的。
一
慶曆四年，曾鞏二十六歲，這也是北宋開始發生深刻變化的一年，是年範仲淹實施“慶曆新政”。宋王朝經過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六十餘年的勵精圖治，政權已經鞏固，社會逐漸穩定，民眾的生活也開始富裕，到了仁宗一朝，各種隱藏的弊病逐漸呈現出來，社會的各種矛盾也愈來愈明顯，仁宗朝麵臨的主要問題不再是“黃袍加身”的政權問題，而是皇權內部慵懶的軍隊、辦事效率極低的官吏和來自邊陲的兵患，王禹偁說：“冗兵耗於上，冗吏耗於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①範仲淹在《十事書》中批評朝廷政事雲：“今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謂之磨堪，不限內外，不問老逸，賢不肖並進，此豈黜陟幽明之意？假如庶僚中有一賢於眾人，理一郡縣，領一務局，思興利去害而有為也，眾皆稱為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事，隨而擠陷。故不肖者素餐屍祿，安然而莫有為也。雖愚暗鄙猥，人莫恥之，而三年一遷，坐至卿、監、丞、郎者，曆曆皆是，誰肯為陛下興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綱紀之壞哉？在京百司，金穀浩翰，權勢子弟，長為占據，有虛實癛祿、待闕一二年，暨臨事局，挾以勢力，豈肯恪恭其職？”②由此形成的文弊武病，導致了國家政事的沉冗，更為嚴重的在文化內部，也麵臨著一場挑戰，儒家文化自唐末五代以來慘遭破壞，倫理道德的喪失，使一部分士大夫散失了士風與人格，所有這些問題，從仁宗一朝就開始凸現出來，到神宗時已十分嚴重，形成了種種危機，正如王安石在《本朝百年無事劄子》中雲：
本朝累世因循未俗之弊，而無親友群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嚐如古大有為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曆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遊談之眾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異於庸人。農民壞於傜役，而未嚐特見救恤，又不為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勞，而未嚐申勅訓練，又不為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疏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人恭儉，忠恕誠愨，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①
王安石對當朝百年以來的政事做了認真全麵的分析，認為在承平百年無事的掩飾之下，當朝在政治、軍事、財稅、農業等方麵存在著十分嚴重的內患外憂。正是在這種局麵下，王朝的內部不管是上層士大夫群體，還是下層的知識分子中間彌漫著一種要求社會變革的心理，如尹洙在上書中說：“因循不改，弊壞日甚”②。範仲淹不但主張政治改革，而且還“請救文弊”，他在《奏上時務篇》中雲：“臣聞國之文章，應於風化；風化厚薄，見乎文章。……惟聖帝明王，文質相救，在乎己不在乎人。《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亦此之謂也。”①當時要求改革的呼聲很高，就連仁宗也“遂欲更天下弊事”②，其後的英宗、神宗更有改革之心。朱熹說：“英宗即位，已有性氣改作，但以神躬多病，不久晏駕，所以當時諡之曰‘英’，神宗繼之，性氣越緊，尤欲更心之。”③這種變革的社會要求逐漸在人們當中形成一種變革心理，並且這種心理貫穿了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其結果是在政治上進行了範仲淹的“慶曆新政”與王安石的“熙寧變法”，兩次變法的時期與形式不同，但文化背景相同，都是在這種渴望變革的群體意識下進行的，且兩者變法的實質都是一脈相通的，都是針對北宋王朝內弊外困的局麵，同時，它所反映出來的士人心態也是相同的，那就是當時的文人士大夫希望通過改革，對外建立“尊王攘夷”的新秩序，對內重塑政治憲綱。而曾鞏所處的時代，正是這一變革的時代。在這一思潮的影響下，士人的心態也正在發生劇烈變化。那個時候，士人再也不是將目光隻專注在死讀書上，而是將自己的讀書與學以致用結合起來。在“重文輕武”的國策之下，他們有“學而優則仕”的出路，他們大部分都想順應改革的社會思潮，通過讀書然後有所作為，出仕是他們實現兼濟天下理想的有效途徑，而出仕則必須通過科舉的形式來實現。
在這種情況下，社會的變革思潮激發了士人的積極進取精神，他們感奮時事，議論變革，希望自己有功於世，成為一種激切的群體渴望心理積澱。如《宋史· 範仲淹傳》說他：“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④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內涵普遍代表了那個時代士人的一種心態，使士人們急切地關注時事，激烈要求變革，並且也形成一種士人的群體意識，反映到文學創作上，則是經世致用的文學思想影響著當時的文學創作。歐陽修在《與黃校書論文章書》中說：“見其弊而識其所以革之者，才識兼通，然後其文博辯而深切，中於時病而不為空言。蓋見其弊，必見其所以弊之因，若賈生論秦之失，而推古養太子之禮，此可謂知其本矣。然近世應科目文辭，求若此者蓋寡。”①歐陽修認為文章要切於時事而不為空言，這是他基於經世致用思想的觀點出發，認為文要致用，要敢於揭發時病。由於歐陽修是當時公認的文壇盟主，並在嘉佑二年知貢舉，凡不合其創作要求的皆罷之。歐陽修的這一文學主張思想，不但影響這一時期的科舉文學，也影響了當時的文學思潮。關於歐陽修對曾鞏的具體影響，下麵還有專門論述。
二
強烈的變革要求是當時士人的一種急切渴望心理，反映了北宋中葉士人的一種強烈責任感。同時，皇室采取的偃武修文政策，政府對大量文人的選官，以及科場取士名額的擴大，無疑使文人看到了實現自我人生價值的希望，而實現這個目標的最好途徑便是讀書。在當時，讀書成為一股潮流，目的在於明理經世，知識的尊嚴在這時得到了很好的體現。不管是在大富貴宅，還是在平民孤村，到處都彌漫著這種良好的社會風氣。“老去功名意轉疏，獨騎瘦馬取長途。孤村到曉猶燈火，知有人家夜讀書。”②反映的正是這一莘莘學子讀書求仕的情景。隻有讀書仕進，才能實現當時士人渴望有為於世的理想。而當時文人不僅能寫文章，而且還會經術，如果考中成為官吏，則成為文章、經術、吏才合於一身的文人。對於科場的文章而言，自嘉祐二年歐陽修知貢舉，古文在科場中的地位日益彰顯，同時與古文有密切聯係的儒術在慶曆年間就日受重視，當時的官辦學校為太學，被稱為理學三先生之一的胡瑗在那裏講學，呂希哲說“胡翼之瑗初為直講，有旨專掌一學之政。……各因其所好，類聚而別居之，故好尚經術者，好談兵戰者，好文藝者，好尚節義者，皆使之以類群居，相與講習。胡亦時召之，使論其所學，為其定理。或自出一義，使人人以對，為可否之。當時政事，俾之折衷。故人皆樂，從而有成。今朝廷名臣，往往胡之徒也。”①胡瑗本精於經術，卻又用分科教學的方法把“經術”、“兵法”、“藝文”、“節義”等貫之於政事之中，體現了學以致用、有益於世的學風。而曾鞏也曾一度入太學學習，他在《王君俞哀辭》中說：“慶曆元年，予入太學，始相識。館餘於家，居數日，相與講學。”②雖然曾鞏不曾親受教於胡瑗，但是作為政府最高學府的學風、士風還是對他有影響。尤其是有為於世的士人心態和學貴致用的學風影響了曾鞏，反映到他的創作思想，就是經世致用的文學思想。其實這也與古文運動的價值趨向一致，就是重視文章的社會功用，以文章論時事。曾鞏所寫的許多奏議，其實大部分都結合國家形勢而論，都是精彩的議事文章，況且曾鞏本身是集經術、文章與吏才的宋朝典型文人，本身就表現了強烈的通經致用的人生思想，反映到他的文學思想中，那也是很自然的事。
宋代中葉的士人特別重視道德修養，他們往往有感於五代以來儒道綱常的破壞，認為當時的內困與外弊也與這有關，主張重整道德風尚，矯厲風節。這種道德重整活動從宋初就開始了。如石介說：“唐十八帝，惟武德，貞觀、開元、元和百數十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女後亂之於前，奸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顛側崎危，綿綿延延，乍傾乍安，若續若絕，僅能至於三百年，何足言之。”③石介從批判唐五代入手，倡揚道德，其後歐陽修更是矯厲風節的健將，在《新五代史》中一改前人之做法，把矛頭猛烈地對準五代以來的士人風氣，他說：“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無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①歐陽修嚴厲地否定了馮道，並且把士大夫的道德、修養與國家的興衰聯係在一起。此外還有其他文人重整道德的活動，如範仲淹、理學三先生的胡瑗、石介、孫複等人。在當時，矯厲風節，倡揚士風也成為一種風氣。曾鞏更是注重自己的道德修養，在他的文學創作中，也多次提到“道德”二字，如在《上王轉運》說：“夫然則某之進於道德也雖淺，然稱之四方。曰執事之遇曾某也以道，曾某受執事之遇，無所非其道，其可以無愧矣。四方之人聞之者曰：如某且然，況深於道德者如何哉？則其為補於世豈少歟？”②短短數語，三次提到道德，其中還提到“為補於世”，都是曾鞏人生思想的體現，並進而影響其文學創作思想。
就學術而言，宋學形成了有宋一代之學術，它不但與儒家有天然的關係，而且還與古文運動也有緊密聯係。宋代的文人士大夫麵對隋唐五代以來佛教的盛行，對儒學形成挑戰，而那時的人們發現西漢以來經學隻是訓詁章句，流於空泛，不能適應經世致用的社會思潮，而要重振儒學，就需要借助古文來重新闡釋義理，“義理”化是宋學的一個特點。對佛學，在排斥的同時，又不自覺地引入了佛教性理中的東西，自然使宋學的發展更加有了思辨性，以至在後來形成獨具特色的理學。現在有的學者說曾鞏堅決反對宋學，而且是一個理學者。也有人認為不盡對，理學用章太炎的話說是“表皮上的儒學，骨子裏的佛學。”③曾鞏一生與韓愈一樣堅決排佛，對排佛從不留情，甚至比韓愈更加厲害。他的《梁書目錄序》可謂他排佛的一篇文章，認為：“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為中國之患。”①王安石也認為曾鞏力排佛經，他在《答曾子固書》中雲：“連得書，疑某所謂經者佛經也，而教之以佛經之亂俗。某但言讀經，則何以區別於中國聖人之經？子固讀吾書每如此，亦某所以疑子固與讀經有所不暇也。”②正是曾鞏恪守儒家經義，使他對佛經大力排斥。王水照先生也認為把曾鞏當成是理學先驅是不確切的。王先生主要認為理是程朱哲學體係中的最高和基本範疇，曾鞏的理主要是事物的道理、原理。③就連理學大師朱熹也說曾文：“隻是關鍵緊要處，也說得寬緩不分明。緣他見處不徹，本無根本功夫，所以如此。”④而曾鞏對於宋學的態度，則處於中立態度。宋學的發展如皮錫瑞所雲：“經學自唐以至宋初，已陵夷衰微矣。然篤守古義，無取新奇，各承師傳，不憑胸臆，猶漢唐注疏之遺也。”⑤然而早在中唐，陸淳、劉知幾已開“舍傳求經”的風氣。⑥但這種風氣發展很慢，到了仁宗朝，這種排斥漢唐注疏之學的風氣才形成。與當時的社會思潮相適應，士人拋棄傳注，發明經旨，以出新意，已成為學界的風氣，後來隨著“慶曆新政”的實施，疑古惑經風氣遂成為一股強大的社會思潮。皮錫瑞雲：
宋儒撥棄傳注，遂不難於議經。排《係辭》謂歐陽修；毀《周禮》謂修與蘇軾、蘇轍；疑《孟子》謂李覯、司馬光；譏《書》謂蘇軾；黜《詩序》謂晁說之。此皆慶曆及慶曆稍後人，可見其時風實然，亦不獨咎劉敞、王安石矣。①
當時疑古風氣正熾，歐陽修也參與其中，而作為其弟子的曾鞏，並沒有積極參與其中，但他也有一些批評漢代之學的言論，如雲：“惟知經者為善矣，又爭為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為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②並且在“古文運動”中，主要的古文家都精於經術，曾鞏也不例外，曾鞏的很多文章都在講“道”，其實在闡釋儒家道義，與宋學的“義理”並沒有相背而走。他的古文創作響應了歐陽修“古文運動”的號召，以儒道為古文的充實內容，古文則成為儒學議事的工具，而在文學思想上則表現為文道觀念中道的傾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