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公元773—819年)，字子厚，是我國唐代傑出的文學家和著名的思想家。他祖籍河東(今山西省永濟縣)，人稱柳河東。二十一歲中進士，二十六歲考取博學鴻詞科，三十一歲為監察禦史裏行。唐順宗即位後，王叔文掌握了朝政，柳宗元被任命為禮部員外郎，成了王叔文集團的核心人物。他和王叔文、劉禹錫等積極從事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麵的革新，諸如罷黜罪惡昭著的貪官汙吏，取締劫掠民財的“宮市”和“五坊小兒”，免除正稅以外的苛捐雜稅，把長期被藩鎮壟斷的鹽鐵轉運大權收歸中央，釋放部分宮女和女樂，裁減閑雜人員，並著手接管宦官兵權(因遭抵製未能實現)等等。這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宦官和藩鎮為代表的腐朽勢力，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是，由於宦官和藩鎮的勢力相當強大，革新派缺乏廣泛、堅固的社會基礎，所以這次革新運動在宦官和藩鎮的聯合反攻下失敗了。王叔文等遭到了殘酷地鎮壓，柳宗元被貶為永州(今湖南省零陵縣)司馬。十年後，改為柳州(今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刺史。唐憲宗元和十四年，病逝於柳州，年四十七歲。
柳宗元和韓愈是唐代“古文運動”的主將，並稱“韓柳”。所謂“古文運動”，就文學上言，是指唐代韓愈提倡秦漢時期流行的散文，反對魏晉以來盛行的駢文，就政治上言，則表麵提倡複古，實質力求創新。但二者之間，還是以文風、文體和文學語言的改革運動為主要內容。它是唐代中期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條件相互作用的產物，也是散文本身長期發展的結果。在這場“古文運動”中，柳宗元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做出了自己的卓越貢獻。
在理論上，針對形式主義的駢儷文風的流弊，柳宗元強調要注意內容，主張“文以明道”。在《報崔黯秀才論為文書》中他說：“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內者也。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為工，遒密以為能，不亦外乎？……凡人好辭工書者，皆病癖也。”
在這裏，他通過說明“道”(思想)、“辭”(辭藻)、“書”(書本)三者的關係，說明了寫作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明道”——宣傳某種思想或主張。作品的思想內容必須通過文辭來表達，而文辭必須根據思想內容的需要來選擇。他強調文學的社會作用。在《楊評事文集後序》中，他把“褒貶”、“諷諭”看成為文學的社會功能，認為寫作應該是為了對美好事物進行歌頌、宣揚，對醜惡事物給予批評和諷刺。他講求思想性和藝術性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在他看來，不顧內容，片麵地追求辭藻華麗，就等於“用文錦覆陷阱”(《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是要害死人的；另一方麵，對光有充實內容而忽視作品形式的偏向，他也持否定態度。他說：“言而不文則泥，然則文者固不少耶”(《答吳武陵論〈國語〉書》)，又說：“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竦動時聽，誇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楊評事文集後序》)。以內容為主，又必須有好的形式(文采)，這樣，作品才是完美的。
在實踐上，柳宗元寫了許多優秀的作品，其中包括大量散文，對推動“古文運動”的開展起了良好作用。如果說他早期的散文，還多少帶有一些華麗氣息和應酬成分的話，那麼，在他遭到貶謫以後就不一樣了，長期的貶謫流放生活，使他比較深刻地觀察到社會的黑暗，體驗到勞動人民的疾苦，從而使他的散文有較豐富的思想內容。
柳宗元的散文，有論說文，有寓言，有傳記，有遊記等。
柳宗元的論說文，筆鋒犀利，論證剴切。他的《天說》《礻昔說》等，筆勢縱橫，間架細密，否定了神的存在，認為物質性的“元氣”是世界的起源，表現了樸素唯物主義的哲學思想。他的《封建論》，對古代社會的分封製度作了細致的分析，並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見解。他嚴曆地抨擊封建藩鎮的割據局麵，以及世族大夫的“世食祿邑”和由此而產生的“不肖居上，賢者居下”的不合理現象。他認為一種社會製度是不依任何個人或少數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在“勢”的支配下，就是“聖人”也無力興廢，而完全取決於“生人之意”，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帝王“受命於天”的謬說，從而深刻地表現了先進的曆史觀。柳宗元的論說文不發空論，針砭時政，富有戰鬥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