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公元768— 824年），唐代文學家、思想家，字退之，河陽（今河南孟縣）人。自稱昌黎（今河北盧龍縣）人，因昌黎郡韓姓為望族，唐時門閥之見甚重，故他自托郡望，《舊唐書》因之直書他為昌黎人，世稱昌黎先生。韓愈三歲成為孤兒，依靠長兄韓會撫養。韓會曾得宰相元載賞識，任起居舍人，大曆十二年（公元777年）元載事發被賜自盡後，韓會受牽連貶為韶州刺史，全家隨往韶州。不久韓會去世，嫂鄭夫人攜年紀尚幼的韓愈和養子老成扶靈柩回河陽安葬後，又建中三年的中原動亂，隻得帶著他們“就食於江南”別業（《見複誌賦》）。在鄭夫人督促下，他刻苦學習儒家經典和先秦兩漢之書，勤奮寫作尚古之文。貞元二年（公元786年），他“苦家貧，衣食不足”決定到長安求仕。他以為憑自己超群的才學和文章，考取進士並非難事。可是，在當時考卷不糊名的情況下，能否得中並不完全決定於文章才學。韓愈一無背景，自然不能一舉登第，接連考了四次才於貞元八年考取。可是在吏部的博學宏詞試中卻又三次不能過關，一直未得授官。他不得不寄身鎮帥，於貞元十二年應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董晉的征聘，去汴州當了觀察推官，董晉死後，又在徐州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帳下當推官，抱負不得施展，過著“累累隨行，役役逐隊”的幕僚生活。直到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他才得入仕長安。受封為四門博士。第二年被任命為監察禦史。但不久，由於他“發言真率，無所畏避”（《舊唐書》），上數千言奏章極諫罷官市，觸怒德宗皇帝，被貶為連州陽山縣令。憲宗繼位後召他回京任國子博士，後改任都官員外郎，不久又被罷為四門博士。他文聲甚熾，卻宦途多艱，於是作《進學解》以自喻。宰相李絳讀後，對他的遭遇深表同情，推薦他當了比部郎中、史館修撰。一年後轉任考功郎中知製誥，拜中書舍人，沒有多久遭不喜歡他的人誣陷，改任太子右庶子。元和八年奉詔作《平淮西碑》，元和十四年因上表諫阻憲宗迎佛骨之舉，觸上怒，皇帝欲對他加嚴懲，得裴度、崔群說情及朝中大臣、國戚勸諫，才將他貶為潮州刺史。到達潮州後，他上表憲宗陳訴沿途的艱辛困苦，哀婉乞懇，憲宗覽表，有複用之意，又遭皇甫壞事，改授袁州刺史。貞元十五年奉調回京任國子祭酒，轉遷兵部侍郎，後改任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公元824年）十二月病逝，享年五十七歲。追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所以稱韓文公。
《舊唐書》說韓愈“性弘通，與人交，榮悴不易。少時與洛陽人孟郊、東郡人張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稱薦於公卿間。後張籍榮於祿仕，兩人間相聚仍是論文賦詩，和過去一樣。頗能誘導鼓勵後進”。為人正直、熱情、重友情。
韓愈是唐代古文運動的積極倡導者。他在古文的理論建設方麵作出了傑出的貢獻。在《送孟東野序》裏，提出了文學與社會的關係問題。文中列舉了從上古到魏、晉、六朝文學和學術的曆史現象，說明不同時代會產生不同的文學和學術思想，而這些文學家和思想家之所以不朽，就是因為他們善鳴。“善鳴”可以理解為表現了時代精神。文中還提出了“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強調必須有真情實感才能寫出好作品。所以，從孟郊離京的事來說，他既為孟郊臨近垂暮之年還得遠途勞頓而不忍，但又從此去可以豐富生活見聞體驗，有利於寫出好作品而為之高興。在《荊潭唱和詩序》裏，進一步闡述了文學和社會生活體驗的關係。在《答劉正夫書》中，提出“師古聖賢人。”指出師古人意在“師其意，不師其辭。”斷言說：“以古聖賢人為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而聖人之道，就是“能自樹立不因循者也。”《答李翊書》則是文論中有代表性的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