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光走進房間，放下東西，他又興致勃勃地向女兒談起：人民解放軍在全國範圍內開始大反攻的事……
許淑彬看父女倆說個沒完，怕影響李四光休息，向女兒說：
“你爸爸挺累了，該休息了，以後再慢慢談吧。”父女的談話雖然中止了，李四光可立即又把筆操在手裏，正準備工作。許淑彬上前拽住他的手，懇求地說：
“你這樣不行啊，別忘記你還是個病人。”“我怎能呆得住，祖國人民和周恩來先生正在期待著我們，咱們是代表祖國來參加會議的。”李四光反倒勸起許淑彬來。
第十八屆世界地質學會是於1948年8月在倫敦皇家亞爾培大廈開幕的。
當大會執行主席宣布中國地質學會代表李四光先生宣讀題為《新華夏海之起源》的科學論文時，這位年過六旬的中國學者，昂首闊步登上講台，他手持一根細長的木棒，背靠中國地質圖，準備結合放映的幻燈片宣讀論文。他指著一幅新華夏構造體係簡圖中展現出的三對相互間隔的山川、隆起帶和沉降帶。這三對隆起帶和沉降帶，構成了北東向的新華夏構造體係，受著中國內地的陰山、秦嶺、南嶺等幾條東西向的緯向構造帶影響，形成一個巨大的“多”字型構造體係。……
震人心弦的學術報告，引起了熱烈的討論。許多尊重科學並持正義感的科學家，熱情讚揚中國地質學家衝破傳統的正統派地質學的束縛，創造了地質力學這門新學科的重要意義。
國際地質會議閉幕之後，李四光和許淑彬根據工作需要，把住所搬到英國南部的海濱城市——博恩默思。
博恩默思那裏氣候適宜，比市區倫敦幽靜。李四光一麵養病，一麵等待回國的時機。這些年來，他在從事科學研究的過程中，對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產生了興趣，非常重視正確理論和科學方法在研究工作中的指導作用。每天當他散步時，總是先到附近的一家小書店轉轉，曾從那裏買到了英國共產黨出版的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和《反杜林論》。對這兩本書，他白天黑夜閱讀，愛不釋手。這家書店老板看見李四光常去，漸漸熟悉了，每天特意給他留一份當時在英國不是很容易買到的《工人日報》。
有一天，他在《工人日報》頭版，看到了關於東北人民解放軍曆時52天，共殲國民黨軍47萬餘人，解放了東北全境的消息，他特別高興。
“祖國快要解放了，我們要盡快回去參加新中國的建設工作。”他的心已經插上雙翅，飛過高山，穿過重洋，一下子撲到了祖國的懷抱中。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遠洋輪船很少，特別是從英國開往亞洲的更少，船票需在半年前預定。李四光提前申請辦理了去法國、瑞士、意大利的簽證後，又預定了1949年9月的船票，他們做好了回國的一切準備。在等待回國期間，李四光仍然是孜孜不倦地工作。有一次，他早年的老師80多歲的鮑爾敦，不辭辛苦地遠道專程來看李四光，師生相會特別親熱。他和老師又跑了一些地方，討論了很多地質學上的問題。有些地方，李四光和鮑爾敦的學術觀點雖然不同，但這位老教授對李四光在地質科學研究工作上能運用這條特殊的實驗道路，創立全新的地質力學這門學科，非常欽佩。兩個人邊考察邊議論，談得非常融洽。
自從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人民解放軍相繼取得勝利後，國民黨反動派的末日已經逼近了。南京國民黨政府的官員各自爭向台灣逃命，出現一片樹倒猢猻散的慘敗景象。李四光此時對南京地質所非常擔心。立即給地質研究所發了電報，李四光在電報中說：“如果因為要同中山大學合作，隻好任有誌者前往；若為地質研究所及同仁避亂，似無多大意義，我個人絕不讚成。”並在信中還提到，“現在是青黃不接的時候，最可慮者，是同仁的柴米等各項生活問題。願將我個人名下的少許積資公開，作本所研究工作、個人救濟之用，以簞瓢飲，或尚可維持於一時。等局麵稍定，再從長計議可也。”就這樣，由於地質研究所同仁和李四光的努力，地質研究所沒有跟隨南遷，直到南京解放，因而也未受到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