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見過許多非同凡響的人，”巴爾蒙特在一篇文章裏寫道，其實，他本人就是非同凡響的詩人。“托爾斯泰是洞悉心靈奧秘的大作家，我跟他有過一次交談，永遠也忘不了，就像埋藏在心底從來不曾說出口的懺悔一樣。我曾經在挪威作家漢姆生家裏做客，他向我講述在美國的苦難經曆，在房間裏不停地來回走動，就像一隻孟加拉虎。他那雙淺藍色的眼睛習慣於凝視遠方，似乎望見了大海的蔚藍，望見了海鷗展翅飛掠的身影。有一次在巴黎的一處街心花園，我碰見了奧斯卡爾·王爾德。讓我感到驚訝的是，詩人身材高大。他斷送了在上流社會的名聲和地位，卻安於在千千萬萬平民中獨自生活。除了自己的心靈，對世上的一切人和一切事，全都視而不見。……我年輕時去過著名畫家蘇裏科夫家做客，畫家也曾來過我的家。我覺得他每說句話，舉手投足的每個動作，都能顯示出女貴族莫洛卓娃的精神力量，顯示出哥薩克的雄渾剽悍，顯示出西伯利亞的無限遼闊。年輕時我還見過弗魯貝爾，跟他談過話，還讓他看過非常罕見的愛倫·坡的畫像。弗魯貝爾對這幅畫像讚賞有加，讓我感到驚奇的是，愛倫·坡的麵部表情和弗魯貝爾消瘦麵龐的表情，都那麼意味深長。這兩張天才麵孔顯然都具有與眾不同、注定毀滅的特征。在我還是個少年的時候，曾經去過克裏斯蒂安尼亞，那是個夏天晴朗的日子，我覺得像做夢一樣，看見了大作家易卜生，活生生的、真正的易卜生。我從上中學起就迷戀他，閱讀他的作品。他走在人行道上，離我很近，想不到機會突然降臨，可以走過去，跟他說幾句話。但是他那樣出類拔萃，超凡脫俗。我的心在狂喜之中窒息，以至於不敢走過去跟他說話。我望著他，就像多年以後在普羅旺斯望見火流星隕落一樣——突然出現在浩瀚的夜空，轉瞬之間就消失得無影無蹤。有些偶然相遇的情景像做夢一樣，立刻能讓心裏充滿驚喜，不僅有視覺帶來的興奮，還有親自接觸的欣慰……”
巴爾蒙特從年輕直到晚年一輩子學習外語，從事翻譯。他在給立陶宛詩人留達斯·吉列的一封信中寫道：“我上中學時隻學法語，十四歲時，忽然想學德語。背著父母和兄弟，自己偷偷買了德語詞典、語法書和一些德語讀物，長年堅持自學。後來有個教德語的老師聽說我自學德語，想核實一下，看我究竟學得怎麼樣。老師把我叫到跟前，用德語跟我對話，過了五分鍾，他臉上露出了笑容，握住我的手表示鼓勵。那時候我非常喜歡屠格涅夫，就買了《父與子》的德譯本對照閱讀，後來又買了已經翻譯成德語的小說《前夜》、《煙》和《初戀》，仔細閱讀。這種對照閱讀的辦法特別有助於我掌握德語，使我能逐漸過度到閱讀海涅和歌德的原著。”
巴爾蒙特用同樣的方法自學英語和其他外語。他翻譯過英國詩人雪萊、美國詩人愛倫·坡和惠特曼的詩歌，西班牙劇作家卡爾德隆的劇本，英國作家王爾德的小說，法國詩人波德萊爾和魏爾蘭的詩歌，其中許多譯本至今還不斷再版。巴爾蒙特還翻譯過波蘭和捷克詩人的作品，1930年出版了《金色花束——保加利亞詩歌選集》。巴爾蒙特還翻譯過格魯吉亞詩人魯斯塔維利的長詩《虎皮武士》，幾個譯本當中他的譯本屬於上乘之作。
有人問：外國詩歌作品可以翻譯嗎？有必要翻譯嗎？巴爾蒙特曾這樣回答：“當然，最好是自己懂外文，能直接閱讀詩人的原作。但是，並非所有的讀者都能達到這種文化程度。詩歌翻譯——是不可或缺的工作，即便是懂得多種外語、精通其他民族語言、了解外國詩歌音韻的詩人，依然對詩歌翻譯藝術感到癡迷。詩歌翻譯——是心靈的和諧共鳴，又是心靈的決鬥，是兩個人的較量，兩個人的賽跑，殊途同歸，有個共同目標。要想在詩歌翻譯中取得等同的藝術價值——這幾乎是難以完成的課題。不過，在某種程度上能達到或多或少的近似值。有時候文字很準確，卻丟失了詩的靈魂；有時候譯得很自由，詩的靈魂反倒得以保全。有時候譯文確切，其中的詩魂依然活靈活現。不過，一般而論，詩歌翻譯不過是原作的反響、回聲和映像。按照通常的規律，回聲總比產生回聲的那個聲音顯得蒼白微弱，不過，有時候在山澗、洞穴、在修建有穹隆的城堡，你的呼聲所產生的回聲會加倍的洪亮有力、加倍的悠長動聽。偶而會有這種現象，但非常罕見。詩歌翻譯的情況也大致如此。站在平靜的湖邊，水麵照出人的倒影，映像多半模糊，不太清晰。如果有一麵製作精良的明鏡，安置在合適的位置，輔之以出色的照明設備，那麼鏡子裏的映像往往比本來的麵貌更加容光煥發，神采飛揚。森林裏的回聲是最優美動聽、最有魅力的一種音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