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是一夥什麼樣的罪犯？一般人都知道他們犯的是妄圖顛覆國家的政治罪，他們是一夥竊國大盜。實際上，他們還是一夥大貪官，是竊奪國家及私人文物的竊賊。這後一點，知道的人就不多了。現在一些中青年人發生了一個奇怪的傾向：因為痛恨腐敗，便認為“文化大革命”有理，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反腐敗的、正確的革命。此傾向實大謬也。別的不說，試想，能讓林、江一夥大貪官紅得發紫的所謂革命，能是反腐敗的、真正意義上的革命嗎？那些中青年人除了天真以外，主要因為不了解真實情況。他們把林、江一夥人單單看成了企圖竊奪國家權力的人，而不知道這夥人除了要天下，也要財寶，除了“奪”（權），還要“貪”（貪占文物）。
這些中青年人產生這種誤區，其實是情有可原的。試問，誰向他們詳細公布過林、江集團竊奪文物的罪狀呢？誰曾把這些貪官盜取文物的賬目一筆筆公諸天下了呢？記得林、江集團倒台以後，故宮博物院曾在一個很僻靜的院落裏辦過一個小型展覽，披露林、江集團掠奪文物的某些情況，但材料很不充分，辦的時間又很短，參觀者前後最多不過三千人，所以一般人並不因此而了解林、江集團竊奪文物的詳情。前幾年，有兩個美國人寫了一本《康生傳》，其中披露了康生竊奪文物的一些情況，但並未涉及林、江集團的其他人。國內出版的一些康生傳記類材料也是這種情況。總之，從目前有限的信息中，一般人很難詳知林、江集團竊奪文物的罪狀。因此，那些中青年人認為林、江隻是權臣，而不是貪官，進而誤認為“文革”是反貪官、反腐敗的革命，也就不奇怪了。
曾彥修同誌曾向國家文物部門提過一個建議，建議他們詳細公布林、江集團首犯搶掠國家及私人文物的經過和簡要清單。因為將文物“以革命的名義劫為私有，曠古絕今，世界上隻有這麼一次，所以特別應當保留一點痕跡”。（《讀（文物大盜康生）後致編者的信》，以下引曾語皆出自此文。）我非常讚同曾彥修同誌的這個建議。這個建議的實質，是告誡人們不忘“文革”的罪孽，不要把“文革”美化成什麼反腐敗的，甚至是什麼防止“和平演變”的革命。根本沒有那麼一回事，有的恰恰是相反：貪婪、齷齪、卑鄙、血腥。
一份史料
正像“文化大革命”的許多問題至今仍是一筆糊塗賬一樣，林、江集團竊奪文物的罪狀恐怕也不可能搞得那麼完整、清晰。但大致的賬目、清單總是應該有的。因為他們竊奪（以低價購得天價文物等手段）文物時畢竟要進國家文物倉庫，掠得了文物時也畢竟要辦一下手續，這樣，就有了清單，他們也就留下了罪證，同時也有了目睹他們犯罪的證人。我自己競存有這樣的一份清單。我想，這樣的清單不會是惟一性的，肯定還有其他這樣的清單存世。但我這一份卻反映出林、江集團竊奪文物的許多情因而是很有史料價值，很寶貴的。這是一份18頁的原始材料，都是目睹竊寶者罪狀的手續經辦人寫的揭發材料，亦即證人證言。這18頁材料，包括兩個方麵的內容，一是林彪集團成員竊奪文物的記錄，二是某篆刻家為林彪、陳伯達製印的情況說明。第一方麵的內容包括三份材料：1.《林彪集團成員到文物庫房拿走文物的記錄2.《林彪集團成員到文物管理處盜竊文物記錄》，3.《由北海庫“提供”資料文物庫文物情況》。第二方麵的內容為一份材料：《給林彪、陳伯達刻圖章硯台的經過》。這些材料都寫於林彪事件發生後不久，寫作者均為北京市文物局職工，內容均為這些當事人的親身經曆和所見所知，這些材料均是當事人親筆書寫的原件，上麵都有他們的親筆簽名。明眼人一看這些材料，就知道必真無完傘是真實可信的第一手材料。在這些材料中，沒有關於江青集團的內容。這是因為，當時江青集團尚未倒台，氣焰正熾，故揭發材料僅限於林彪集團。因此，我所持有的這十幾頁材料，實際上隻是一份反映林彪集團竊奪文物情況的材料，若將其冠一總名，可以稱之為《林彪集團主要成員竊奪國家及私人文物的若幹記錄》（簡稱《記錄》）。
竊奪紀略
這些記錄涉及了林彪集團的哪些人呢？計有：葉群、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林立果。此外，還有林彪某秘書、葉群某秘書、陳伯達某秘書、陳伯達的兒子、李作鵬的老婆、邱會作老婆胡敏、戚本禹等。
關於他們竊奪文物的次數、種類、時間等具體情況，還是讓《記錄》來提供證言吧。
一、來北京市文管處的人物、時間、次數。
葉群來了文物管理處三次。第一次是1968年4月25日晚同陳伯達一起來的，第二次是1970年5月2日同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XXX（此人不屬林彪反革命集團案案犯，故隱其名）一起來的，第三次是1971年7月10日晚10點。第一次來沒拿東西。第二次拿東西最多，到庫房見什麼要什麼。第三次來之前一星期就打電話告知“首長要來”。
林（彪）、葉（群）的隨員來155次。這隻是根據拿東西的單子（發票）統計的約計，全數要在300次以上，因為有時一天來二三次，另外在書房的次數還不在內。最後一次是1971年8月10日。（筆者注：文中所謂發票是指廉價購得文物的單據）。
陳伯達來了80多次，最早一次是67年5月同戚本禹一起去琉璃廠原文物清理小組，67年8月搬到府學胡同後，來的次數就多了。陳伯達及其嘍囉一共來了139次。這個數字也僅是從單子上看，陳伯達在69年、70年2年時間有時一周要來3、4次，有時一天來兩次。最後一次70年8月陳伯達的嘍囉XXX來退文物。
吳法憲到文管處7次，第一次是70年5月2日，最後一次是70年11月15日。
李作鵬到文管處14次，每次都要帶著他的老婆、孩子，第一次是70年5月2日，最後一次是71年1月31日。
黃永勝來7次，包括他的秘書共25次，第一次是70年4月22日，最後一次是71年9月18日，是他的嘍囉XX來算賬。去過北海、孔廟，首圖有大字報揭發，當時人家在大殿內整理書，因為他來了，被鎖在屋裏。
邱會作到文管處15次，第一次是70年5月2日，最後一次是71年9月15日，是邱會作的老婆孩子來的。
XXX來了12次，70年4月7日開始來。
葉群秘書XX來，陳伯達介紹：“XX來拿東西讓他拿走，記在我的帳上。”在70年8月才知道是給葉拿東西的。那天XX、XX二人都來拿東西。裝作不認識，後來他們坐在一起，說“我們倆都帶走得了”。平時XX隻說“給最（高）首長拿的。”
林立國（果）來2次。70年6月來一次，XXX接待，找唱片，他要試一試，在考察組屋裏試的。70年9月來一次，XX說：“我們有個領導同誌來”，中午來的，先看八音盒，XXX問他“貴姓”，“姓李”，後來在“571”的圖上看到認出來的。
二、來文管處竊奪文物的清單。
林彪、葉群拿走文物字畫1858件，圖書5077冊，筆134支，紙1451張，本159本，唱片1083張。有的沒收錢，收錢的共計766.55元。按國內收購價應為3431661元。其中珍品118件。
陳伯達拿走文物432件，字畫127件，字帖301冊，圖書5355冊，筆159支，紙13卷，本4本。
黃永勝拿走文物342件，圖書5702冊，唱片180張，筆88支，紙49卷。
吳法憲拿走文物151件，圖書620冊，筆57支，唱片162張。
李作鵬拿走文物579件，圖書1494冊，筆87支，唱片191張。
邱會作拿走文物188件，圖書1161冊，唱片599張。
三、文物作價的情況。
作價問題：在文物清理小組時期，我們想不能白拿，核心（組）研究決定：比文化大革命前收購價稍低一點。革委會成立後，陳（伯達）說：“我該（欠）你們幾百萬了。”在書店買一一部分書作價多陳說：“你們還讓我吃飯不讓。”XXX領會，XXXX、我去市委請示，XXX答複：“文物別超過20元，書別超過5元。”XX說：“既這樣，價錢不要高了。文物好的不要給。”讓我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