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段記述中，可知白沙（今後渚港對岸之白沙村）真陽寺，曾又名頭陀寺，後因道詢敕賜靈應大師，又稱靈應寺。同時還知道詢填海建寺之艱辛。但是，這段記述中有二誤。一誤：天禧間建寺，淳乙巳庵成，期間相距二百餘年；二誤：道人乃道教教徒，原於道觀或宮廟。僧人乃佛教釋士，住於寺院之中。既是白沙真陽寺，稱“道人王道詢”不妥。
二、清嘉慶《惠安縣誌》卷三十“隱逸”記載：“道詢，白沙真陽寺僧，俗姓王。宋天禧間建庵……嚐於獺窟候渡，遇了角髯道人，勸之建橋。道詢乃令其徒，孥舟運石，成橋七百七十間……景炎元年，賜號靈應大師，坐解於白沙寺。”文中，概括記載了道詢生平兩大功績。但“景炎元年”（1276年）獲賜號亦誤，因為景炎端宗十一歲在福州即帝位後遂從海上南遁，在疲於奔命中焉能為已圓寂二百多年之道詢賜號呢？“景炎元年”可能是“景佑元年”之誤也。
三、曾枚《獺江所知錄》記述：“天禧三年，白沙真陽寺僧道詢率其徒孥舟運石，成橋七百七十間。”文中涉及獺窟建橋年代。但天禧年號隻有五年，即1017---1021年，天禧三年應為1019年，這段時期正是道詢奮力填海建造白沙真陽寺之時，又何能同時顧及獺窟橋之建造呢？所以“天禧三年”可能是“天聖三年（1025年）”之誤矣。
四、近年出版之《惠安縣誌》（新誌）記述：“宋開禧三年（1207年）白沙真陽寺僧人道詢，率徒用船運石，建成具有770孔通獺窟的石橋，潮至橋沒，潮退可渡，方便與內陸的聯係。”《惠安縣交通誌》也載：“南宋開禧年間（1205---1207年），和尚道詢率眾孥舟運石建一座五裏長石橋（770間），南北跨岸，起到通海連陸作用，清初已廢。”
上述二誌之記載不知據之何處？北宋天禧年間與南宋開禧年間相距二百年，倘道詢確能在天禧年間建真陽寺，又何能在一百多年後才建獺窟橋呢？據傳井亭宮建於唐末，宋天禧三年由道詢設計擴建（2001年“井亭宮古跡複建紀念”記載）。顯然，《惠安縣誌》（新誌）與《惠安交通誌》之記載不實。並且“五裏長橋”也與《獺江新考》所記載之“七裏許”有悖，誰是誰非，已難考究。不過，即便長五裏，為2500公尺，比郭沫若詩讚“天下長橋無此橋”的安海安平橋（也稱五裏橋）2251公尺猶勝。
獺窟橋的建造年代比宋皇佑五年（1053年）建造的洛陽橋和宋紹興二十一年建造的安平橋都早幾十年至百餘年。當然，獺窟橋的交通重要性遠非洛陽橋、安平橋可比，且明代即已廢之（據《獺江所知錄》），所以早已被世人所忘。
總之，在1017---1021年間道詢在白沙填海建造白沙真陽寺；於1025年後率徒眾建造獺窟橋；於1034年即景元年被賜號為靈應大師，白沙真陽寺被稱為靈應寺。
海橋已圯，僧名千古。於今長堤雄立滄溟，道詢無憾矣。
考三宗輝
荷山西側有古井二口，井垣處鐫有“淳癸卯僧宗輝建”。宗輝何處之僧乎？《獺江所知錄》曾枚氏從井在三教堂大寺基址附近，推想出井乃三教堂所屬，於是認為宗輝可能是三教堂寺僧，從而提出三教堂是否建於宋代而重修於元代的疑問。這是關係到三教堂曆史年代的問題，有必要加以考證。
宋淳癸卯年（1243年）正值十二世紀中葉。查閱史料，泉州港在七世紀前就開始興旺，到了十二至十四世紀達到全盛時期。獺江在這相應最繁榮的時期建造三教堂，可能性極大。於寺附近水泉較充足處開井，也在情理之中。
倘宋淳間建寺，至大德間已曆經五十餘年。進行重修並擴建是必要的。泉州開元寺建於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738年），也是在經過一百二十七年才於唐鹹通六年（865年）建造東西兩座木塔。在1228年和1250年改建成仁壽石塔、鎮國石塔。《惠安縣誌》載：“現有史料表明，建造泉州東西塔石料是從惠安獺窟運去的。”所以，元大德甲辰（1304年）獺江五座元塔於三教堂主區在不同時期建造的說法是合乎情理的。倘如是，宗輝應是宋代建造三教堂的主持者無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