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本富有啟示價值的著作中，我還看到了一種生存生態：那些卓然屹立在沁河流域的古堡，是以一方水土的傳統見證而昭示於我們的；那些功德牌坊，是我們對墓中主人可以產生一種持久形式的定格與聯想物。我們不能說逝去的已然消失殆盡，無法回複，因為麵對著這些建築的曆史和曆史建築裏的人，可以給我們現代人一種記憶的視覺符碼（visual code），使得我們對傳統的行為價值有更強大的認定行為。現代與傳統，不是一事，也似一事。《晉城古堡》，起碼在這一點上也給我們重新注釋了這兩者的概念。
“沁派古堡”，建造它的是任何一地都有的磚土，但這些磚土卻融進了中國傳統社會太多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鄉土與風情。用心、用純真去尋找這些遠去的家園，珍惜自己故土上的這些家園，喚起更多的人愛上這些幸存的家園，其實就是喚醒更多的人去觸摸這些曆史的紋樣。令人感同身受的是，這本書不像許多曆史那樣撲朔迷離，因為她追尋的不是觀光行程，她尋找的是這些古堡的成因和曆史的遺跡在她的心靈與血液中的交彙激蕩；所以對一個普通的觀光旅遊者以及臥遊者來說，不看這本《晉城古堡》，許多原本存在於傳統中的建築美，傳統人文環境中的好，就好比那已逝去的時代，會離你愈來愈遠……
（《中國方域》，二〇〇五年第六期）
10、大寨：一句口號，一個曆史的符號
新中國成立五十多年了，至今困擾著中國的最大問題仍然是新農村的建設問題。不論是城鄉二元化的管道如何疏通，還是新農村建設怎樣才能與中國道路吻合，大寨，總是一個叫新農村建設主流或非主流思路的代表人物不得不過濾一下的模式；但對於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那個被某些仍舊亢奮的人概括為“激情燃燒的時代”或“紅色經典”的人來說，大寨卻仍然是一道叫人心動的景觀。這就像二〇〇五年，年輕人瘋狂地喜歡“粉絲”、“玉米”“超女”一般，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一個“紅色粉絲”，除了人民的大救星——毛澤東之外，心中追捧的還有柯湘。一個時代的人自有一個時代的偶像，這無可厚非。具體到大寨來說，重要的不是大寨產生的年代，而是產生大寨的年代。盡管我現在也羨慕華西村羨慕得不得了，但建設新農村的中國農民的“偉人吳仁寶”不會給我五百平米的歐式別墅，也不會給我一年一百五十多萬元的收入，所以我隻能回味回味“大寨精神”，看一看從一個口號的興起到席卷全國大地，甚至波及到海外的普通小村莊，逐漸恢複到常態的變革，可以帶給我們什麼。
從民國開始，中國一直是一個口號中國。本世紀二三十年代，許多來中國的外國人對此感到不解和好奇。而山西，更是一個口號至上的省份。我在編舊文彙輯《晉陽秋豔》一書時，不但發現外國人對口號標語充斥在城廂村野感到不解和好奇，即使是中國當時的名流胡適、陳衡哲等人亦對山西境內的標語口號大為反感。更巧的是，近來我讀羅榮渠的《北大歲月》（日記），他記述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史學係的同學與向達先生惜別，向達語氣至為沉痛、發人深思地說：胡校長說要在十年內把北大辦成世界第一流大學，但據我看，如作風不改，則五十年也不會辦到。看來，不管是在舊中國還是在新中國，不管是政治家還是高明至“現代聖人”的學界中人胡適，其標語口號，總是一個揮之不去但又不得不用的夢囈。大寨就是這樣一個在標語口號下進行著夢想與現實搏鬥的徽標。
正如一個人的價值不僅體現在他做過什麼，更體現在他對社會對人類能產生什麼樣的影響一樣，在口號中國，假如沒有“農業學大寨”，那麼，大寨就不會有這塊讓無數學過它膜拜過它的人來此憶舊。在那個特定的時代，大寨做了正確的事情，晉中地委和山西省委做好了學習大寨的這件正確事情，而至於後來的事情，隻能讓曆史評說了。
七十年代初，我曾在大同的一個禮堂，聽過陳永貴大叔的報告——那時真叫聆聽，現在則叫演講。頭上裹著白毛巾的陳永貴大叔，不拿講稿，不緊不慢地講大寨在遭受特大洪災之年，響亮地提出“不要國家救濟糧，不要國家救濟款，不要國家救濟物資”和“社員口糧不少，向國家售糧不少，勞動日分配不少”的“三不要”和“三不少”的口號，在廢墟上重新建了一個新大寨的事跡，以及他結合大寨的人和事對大寨精神“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的闡述。現在回想起來，周恩來為毛澤東提出的“農業學大寨”這句口號總結出來的這種“大寨精神”，仍有耐人尋味的現實對比性；而陳永貴大叔的那場報告，對我的影響力，有如現在聽央視十套“百家講壇”葛劍雄講中國疆域的形成和變遷；聽易中天講大話三國；聽孔慶東講魯迅那般奪人眼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