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斯密曾經指出，如果一個強大的幹涉暴力衰落下去的話，機會就會重新出現。他寫道：
“在15世紀快要結束的時候和在16世紀大部分時間內，西班牙與葡萄牙是海上的兩大海軍國。威尼斯與歐洲各地通商，但其艦隊卻幾乎不曾出地中海一步。因為西班牙人是美洲的最初發現者，他們認為美洲全是他們所有。雖然他們不能阻止大海軍國葡萄牙殖民巴西，但大部分其他歐洲國家，卻是那麼害怕西班牙，都不敢在這大陸建立殖民地。企圖在佛羅裏達殖民的法國人，全被西班牙人殺掉。但自所謂無敵艦隊在16世紀末失敗以後，西班牙的海軍力量衰敗了，再沒有能力阻止其他歐洲國家殖民了。所以，在17世紀，英國、法國、荷蘭、丹麥、瑞典，總之，一切有海港的大國，都想在大陸上殖民了。”（《國富論》，下冊，第141頁）
斯密雖然念念叨叨，說不值得為此大動幹戈，是因為他認為還有其他更好的途徑，這就是分工合作，自由貿易。這確實是解決一個國家發展戰略空間最為理想的途徑。但斯密似乎把事情理想化了。現在已經表明，即使分工，也有一個誰是最大利益獲得者的問題，還有一個國家經濟安全的問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希望控製國際分工，成為最大的分工受益者，同時又不失去自己的任何經濟安全性。所以，美國考慮的是如何把軍事手段與分工結合起來，以使世界財富最大化的流向美國。它似乎已經上癮，樂此不疲。
3.國防促進經濟
國防可以促進經濟的觀點，最早可能是從總結西班牙教訓中得出的。西班牙曾經是世界最強大和最富有的國家。在16～17世紀的很長時期裏，西班牙海軍是最強大的海軍。而最強大的海軍的建立和維持是因為西班牙擁有世界最富有的金銀礦藏，源源不斷地提供維持強大海軍所需要的軍費。但是，後來西班牙衰落了，淪落為西歐的三流國家。斯密在總結西班牙的教訓時得出的結論是，西班牙的強大國防拖垮了經濟，最終也就拖垮了它的強大軍隊。自西班牙的“無敵艦隊”被英國海軍擊敗，它便失去了製海權，繼而不能保證它的海外利益，不能保證南美殖民地的金銀財富運回西班牙，形成惡性循環。西班牙自己的學者發現，西班牙的衰落，並不是因為它龐大的、無休止的軍費開支，而是西班牙的龐大而無休止的軍費開支與西班牙國內的經濟脫離了關係。西班牙熱衷於從國外采購軍火，甚至從它的敵對國家或潛在的敵對國家英國、荷蘭等國家購買武器裝備和火藥。結果，國內的製造業由於得不到來自西班牙軍方的巨額軍火訂單而陷入日益嚴重的財政困難，相反，西班牙的敵國或潛在的敵國由於獲得了巨額的西班牙軍火訂單，使它們的製造業、軍火工業能夠不斷地采購新設備和擴大生產規模，並帶動整個國家經濟的擴張和發展。結果，西班牙國內製造業日益趨向衰落，而向其采購軍火國家的製造業越來越興旺。由此可見，西班牙的巨大的軍火采購雖然沒有促進本國製造業或本國經濟的發展，卻促進了輸出軍火的國家的製造業或經濟的發展。從這一點來說，西班牙的巨大的軍費和無休止的戰爭，促進了西歐經濟的發展。
西班牙當時是有條件利用國防支出或戰爭支出來促進國內經濟發展的。因為西班牙擁有大量的金銀貨幣。南美洲的巨大黃金湧入西班牙，實際上已經造成了西班牙的貨幣資本過剩和通貨膨脹，有錢人紛紛把貨幣投向房地產和金融債券，投向非生產性的慈善行業和政府機構、家庭侍從。所以，造成了西班牙經濟的空洞化、泡沫化。當時如果把西班牙的大量軍備投資轉向國內製造業部門采購軍火，是可以挽救西班牙經濟走向空洞化和泡沫化的。但西班牙政府沒有這樣做，而是向外國軍火商采購軍火，造成本來不發達的國內製造業，進一步受到外國同行的壓製，進一步拉大設備和技術差距，以致遭到淘汰。
西歐國家第一次產業革命後不久便爆發了經濟過剩危機，自此以後，如何解決經濟過剩問題，一直是令西歐國家頭痛的一個大問題，直到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著作出版，才提出了一個解決問題的新思路。這就是通過擴大財政支出，增加有效需求來刺激經濟，解決經濟過剩餘題，並促進經濟發展。凱恩斯提出了一個聽起來極為荒謬的理論。他說：
“設財政部以舊瓶裝滿鈔票，然後以此舊瓶，選擇適宜深度，埋於廢棄不用的煤礦中，再用垃圾把煤礦塞滿，然後把產鈔區域之開采權租與私人，出租以後，即不再過問，讓私人企業把這些鈔票再挖出來……如果能夠這樣辦，失業問題就沒有了；而且影響所及，社會之真實所得與資本財富，大概要比現在大許多。當然大興土木要比較合理些，但假設有政治上或實際上的困難，使政府不能從事於此，則以上所提對策，也聊勝於無。”（《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第111、第112頁）
增加軍費開支“聊勝於”埋鈔票挖鈔票的活動。所以，第二戰以後的美國熱衷於通過增加軍事開支來增加有效需求，以刺激國內經濟的發展。美國軍事開支成為刺激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內容。原先人們認為美國軍事開支之所以高，是因為冷戰需要，是因為有另外一個同樣強大的蘇聯在威脅著它。但冷戰結束以後，美國的軍事開支不減反增，2007年的世界軍事開支遠遠超過冷戰時期最高年份的軍費開支，其中美國的軍事開支居然占世界總軍費開支的1/2以上。唯一的解釋隻能是，美國政府和智囊的精確計算表明，軍事開支將給美國帶來或創造超過其支出總額的財富！
民富經濟學家也考慮到了軍事或戰爭對技術的促進作用。斯密說，“戰爭的技術已漸漸發達為一種錯綜複雜的科學”。他又說，“戰爭的技術確是最高尚的；所以，改良進步的結果，這種技術也就必然成為一切技術中最複雜的了”。戰爭或軍事在促進著技術的進步，使技術變成越來越複雜的技術。戰爭或軍事促進技術進步的原因，是因為“戰爭的技術確是最高尚的”，從而激勵人們去研究用於戰爭的技術，以求取得戰爭的勝利。而一當人們發現軍事或戰爭方麵的技術稍作修改就可轉為民用的時候，利用戰爭來促進技術進步，再利用軍事技術民用化，但成為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途徑。並且，從開始的自發行為，逐步發展為當今世界，特別是美國這樣的國家的自覺行為。像美國這樣的國家，越來越通過大規模的軍事技術研究撥款來爭取軍事技術的突破，並以軍事技術的突破來帶動民用技術的更新換代，從而促進美國經濟的迅速發展，保證美國在經濟方麵的領先優勢。
所以，從戰爭或軍事支出拉動經濟和促進技術突破這兩方麵看，國防具有促進經濟的作用。特別是在資源過剩或貨幣資本過剩條件下，國防促進經濟的作用特別地明顯。
第56章
富裕國家在戰爭中將處在優勝地位
近代戰爭火藥費用浩大，顯然給能夠負擔此浩大費用的國家提供了一種利益，而使文明國家對野蠻國家立於優勝的地位。在古代，富裕文明國家很難防禦貧窮野蠻國家的宰割。火器的發明，乍看起來，似對文明的持久與繼續有害。但在實際上，乃對文明的持久與繼續有利。
亞當·斯密
1.維持具有戰鬥力的常備軍需要巨大的費用
一支經常處於戒備狀態而又堅持訓練的常備軍，比民兵更具有戰鬥力，更能保護好國家，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是，要供給一支數量和質量一流的常備軍，其費用卻是貧窮國家所不能承擔的。
如斯密所分析的，在早期的狩獵民族和後來的遊牧民族，每個男人同時又是軍人。與其他民族沒有發生武力衝突時，男人是狩獵者和牧人，為家庭或部落提供食物。當衝突發生了，男人拿起手中的武器成為軍人。沒有一筆公共費用來補貼這些男人在戰爭中的勞動時間損失；他們甚至是自帶武器，也沒有一筆費用來補貼在戰爭中損失的他們的武器，這些武器本來是可以用於他們的狩獵或放牧勞動；更沒有一筆公共費用來撫恤他們在戰爭中的傷殘和補貼戰死者的家屬。什麼都沒有，完全是各家庭自己承擔所有戰爭的費用和損失。因為，在那個時代，生產力是如此低下，他們的生產僅夠維持他們所需要的起碼必要生活資料，沒有剩餘來共同構成公共基金或公共收入，以支持包括國防在內的公共事業。
隻有當生產力發展到能夠提供剩餘產品的時候，與此類似的社會公共支出才有可能，全民皆兵的時代才有可能向分工的常備軍時代轉變。中國建立常備軍的時代異常久遠。春秋戰國時期著名的晉國國王重耳，采納謀臣主張，分置三軍，輪流協守，極大地提高了晉國的軍事效率，可以說是中國常備軍建設的最有效的一次改革。這也說明，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生產力已經發展到能夠維持強大的常備軍的水平。
維持常備軍的第一筆費用是軍事人員費。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軍人似乎是不發工資的，似乎是一種強製性的軍事勞役。但同時還是存在另外的補償。如秦國的耕戰政策，對於軍事人員在戰鬥中立功的，可以由國家無償給予土地作獎勵。對於為土地而戰的農民出身的戰士來說，這一補償不能說不大。秦國並沒有可供獎勵的足夠土地，但秦國的戰爭擴張，使秦國能夠支付這筆巨大的獎勵。軍事勞役意味著每個人都有當兵保衛國家的義務。正如薩伊所分析的，有些人不願意當兵服役，他們可以通過繳錢來免除兵役，而這樣做，無論是對國家還是對私人來說都是有利的。西歐國家如英國，早在14世紀就已經把勞役、實物稅改變為貨幣稅，人們繳納貨幣稅收給國家，形成國家的財政收入，以此來支付建立和維持一支常備軍的費用。軍人與農民、工人、商人等一樣，成為一種新的職業，新的分工要求給軍人發放工資。這形成支付雇傭軍的一項重要軍事費用。雇用一個軍人需要多少工資？這與其他職業的工資有直接聯係。當社會財富增長和社會其他行業生產效率提高的時候，工商產業的工資會增長，雇用一個軍人的支出亦會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