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策蘭與“詩歌的終結”
王家新
“奧斯維辛”之後，德累斯頓大轟炸之後，德國語言徹底破產了。
它帶著一種燒焦味，帶著一種福爾馬林味，久久揮之不去。
哀悼是不可能的，見證是不可能的，寫詩——縱然你不能接受阿多諾的論斷，也幾乎是不可能的。
一個像策蘭這樣的詩人和幸存者，隻能從這“不可能”中開始：
把赭石鋪進我的眼睛：
你已不再
生活在那裏，
省下
殉葬的
物品，省下，
讓那一排石頭
列步於你的手上，
以它們的夢
塗抹
顳顓骨之鱗
的印戳，
在那
巨大的
分岔處，重新
把你自己數向赭石，
三遍，九遍。
——《把赭石鋪進》
這是語言對自身的哀悼。在死亡的巨大收割中，一個詩人能希望留下的隻是他自己的詞語——那一再省下的殉葬品。
他隻能對自己這樣講話：“讓那一排石頭/列步於你的手上”。
這就是我們看到的策蘭。他不隻是猶太民族苦難的見證人，他更是一位“以語言為對象和任務”的詩人。在《死亡賦格》之後他要麵對的，就是語言的自我哀悼和徹底清算。
出於某種必然，海德格爾也思考起死亡與語言的關係了。在《語言之本性》中他這樣寫道：終有一死者“是那些把死亡當作死亡來經驗的人。動物不能這麼做。但動物也不能說話。死亡與語言之間的本質關聯，在我們麵前閃出，卻仍然未經思考。然而，它能召喚我們走向這樣的道路——在這條路上，語言的本性把我們拉進它的關切——並因此把我們和它自己聯係起來，也許，死亡也屬於那設法抓住我們，觸及我們的東西。”（王立秋譯）
海德格爾也許是通過他在托特瑙山上小屋裏的哲學冥思達到這一點，而策蘭呢？他的回答也許隻有一個字：鏟！——當年他在納粹勞工營裏這麼幹，後來在他一生的艱辛寫作中他依然如此，“字詞的陰影/劈刻出來，堆積/在深坑裏/圍繞著鐵鎬……”（《雪部》）
曼德爾施塔姆，這另一個“講俄語的策蘭”——據集中營的生還者回憶，詩人在流放期間常常喃喃自語這樣一句詩“前麵隻有痛苦，後麵也是痛苦，跟我坐一會兒，上帝保佑，跟我坐一會兒。”據說有的死刑犯臨死之前還在獄牆上寫下了曼氏的這樣一句詩：“我是個真人嗎？死亡真的會來嗎？”
在痛苦中間“跟我坐一會兒”，這也就是策蘭式的“停頓”和“換氣”。至於“我是個真人嗎？死亡真的會來嗎？”對策蘭而言，他早已不再這樣問。姑且如是說，他早已就是“死亡的人質”。如果他要繼續寫作，他也隻能以他的“死”來寫作。
而在他的寫作中，死亡之花也綻開了。它簡直開得“不像它自己”。“它不在時間裏開放”（《死亡》）。——這是死亡的勝利，還是詩的力量？
弗萊堡大學教授胡戈·弗裏德裏希的《現代詩歌的結構——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中期的抒情詩》，是一本精辟的闡述波德萊爾以來歐洲現代詩歌的書。但是它也有一個問題：好像它的作者從來沒有經曆過“奧斯維辛”似的！因而他所描述的現代詩的“電流般的悚栗”（見該書中譯184頁）會發生短路。他所推崇的本恩的“絕對詩”（AbsolutePoesie），比起策蘭的詩，也多少顯得有些蒼白。弗裏德裏希的這本書出版於1955年，他當然沒有讀到策蘭這樣的詩作：
毫不躊躇，
厭惡的濃霧降臨，
懸垂的灼熱燭台
向我們，襲下
多肢的烈焰，
尋找它的烙印，聽，
從哪裏，人的皮膚近處，
噝的一聲，
找到，
失去，
陡峭的
閱讀自己，數分鍾之久，
那沉重的，
發光的，
指令。
——《毫不躊躇》
那烙鐵一般多肢的烈焰，那慘痛的“噝的一聲”——就在這一刻，“找到”與“失去”同時發生！
它的找到即失去。它的失去呢，也許就提示著它的“找到”。
它找到了一種語言灼熱的新質。既然策蘭愛用地質學、礦物學的詞語，我們在這裏不妨回想一下伽達默爾對策蘭後期詩歌的描述：“這地形是詞的地形……在那裏，更深的地層裂開了它的外表。”
它找到了策蘭這樣一位注定要改寫現代詩歌的詩人，或者說，它在最切近我們肉體存在的近處，找到了一種對語言的神秘本性的“傾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