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什的《詩的見證》，我二十年前就買了，我還在扉頁上注明“一九九〇年香港辰衝圖書公司”，並在內文裏劃了很多橫線和縱線，寫了若幹眉批。想不到就像一些我看過後來又由我翻譯的書一樣，這本詩論集的中譯竟然又落到我手上。更想不到的是，這本書是如此適合我現在重讀、細讀、深究，使得我自己成為最大受益者。這是因為，書中很多問題也都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尤其是我寫詩已有二十多年，心智也已成熟，恰恰來到了有足夠基礎和經驗去感受、領會和體認米沃什詩觀的狀態。而我不能不說，才華洋溢、智力超群的詩論家實在不少，包括我即將翻譯的布羅茨基和希尼，以及我翻譯過的曼德爾施塔姆，還有我敬佩的瓦萊裏、艾略特和奧登--但是，我真感到米沃什是二十世紀最頭腦清醒的詩人，而且也是最勇敢的，簡直是孤身奮戰，近於先知，至少可以說，他的預見力是驚人的。
我這個結論，如果結合米沃什一生經曆和他寫作《詩的見證》的背景來看，是一點也不奇怪的。米沃什活到九十多歲，幾乎成為一個完整的二十世紀人：童年和青年時代經曆兩場世界大戰，又經曆納粹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統治，然後流亡法國，在流亡法國十年間又必須麵對法國知識分子替蘇聯辯護的壓力。一九六一年他五十歲時移居美國，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斯拉夫語言和文學。在美國，他又差不多默默無聞了二十年。這個時期，他僅以《被禁錮的頭腦》為人所知。這是一本描述極權製度下作家被權力誘惑的專著。這本震驚西方知識界的書，在中國讀者看來，實在平平無奇--這算什麼！因為這類情況簡直是司空見慣，小菜一碟。但我相信每一個中國作家和知識分子都應該好好看一看這本書，因為我們愈是覺得它淺顯或不值一提，就愈是可以用它來衡量我們麻木的深度！
直到他一九八〇年獲諾貝爾文學獎，他的詩才開始引起真正的注意。而這個時候他可以說已是波蘭的民族詩人--他的著作在波蘭長期被禁，都是通過地下渠道流傳的。
米沃什自稱是一個神靈附體的詩人，故不輕易談詩。他寫了很多散文和評論，評論所談的，大多數是廣義的文學問題和文學以外的哲學、宗教問題。《詩的見證》是他在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二年擔任哈佛詩歌教授期間寫的，這也是第一位斯拉夫人擔任諾頓講座教授。這個時候，他已寫了一生的大部分著作，過了七十歲。這本詩論集的一些觀點，已散見於他一些散文和訪談，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受獎演說。但這一次他可以說是一方麵總結一生的經驗，另一方麵總結二十世紀詩歌的經驗，正式地、集中地、濃縮地談詩。在詩歌經驗方麵，米沃什青年時代接受古典主義和神學訓練，又接受過馬克思主義影響，又去過法國遊學。在遊學期間他不僅親眼目睹文學藝術首都巴黎的風貌，而且主要還接受他的遠房表兄奧斯卡·米沃什的教誨。奧斯卡是一位傑出但隱遁的法國詩人和神秘主義者，在法國詩壇他可以說是置身其中又置身其外，他留給年輕的米沃什的詩學遺產是彌足珍貴的，因為那是一個真正內行人的詩學。而米沃什本人也變成這樣一位真正的內行人。
米沃什提出的問題，概括地說，是古典主義、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的問題，換個角度看，也就是這三者各自構成的樊籠，以及詩人如何應付或突破這些樊籠。古典主義問題在於傳統手法變成慣例，容易造成詩人缺乏原創性，因而脫離現實。現實主義問題在於缺乏距離感和容易流於瑣碎，以及導致詩人在麵對大災難時變得啞口無言或訴諸陳腔濫調。現代主義問題則是一個更大問題，它音調陰鬱、色彩昏暗，為寫作而寫作，在某種程度上不僅脫離現實而且也是陳腔濫調和自我複製。與此相關的是三條線索。第一，詩人與人類大家庭分離，變成一個孤獨者、隔世者，沒有讀者，沒有聽眾，這也基本上是現代主義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有賴於另兩條線索，也即（第二）追求真實、正視客觀世界和（第三）超越陰鬱和頹廢的末日論，懷著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