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關於詩歌的博學論著多不勝數，並且擁有比詩歌本身更多的讀者，至少在西方國家是如此。這不是好兆頭，即使這是因為它們的作者出類拔萃和他們充滿熱忱地融會了當今在大學裏廣受尊敬的各門學科。一個想與那些飽學之士競爭的詩人，將不得不假裝他擁有的自知之明比詩人被允許的更多。坦白說，我一生都被某個守護神控製著，那些由他口授的詩是如何產生的，我並不是太清楚。這就是為什麼我講授斯拉夫文學多年，都一直僅限於講授文學史，而力圖避免談論詩學。
然而，有些事情使我感到安慰，並且我覺得也成為我擔任哈佛詩歌教授的正當理由。我心裏想到的，是歐洲那個角落，它塑造我，而我也通過用童年所講的母語寫作來保持我對它的忠誠。二十世紀也許比其他任何世紀都要多變和多麵，它會根據我們從哪個角度看它而變化，也包括從地理角度。我那個歐洲角落，因發生了隻有劇烈的地震才能比擬的不尋常和毀滅性事件，而提供了一個獨特角度。結果，我們這類從那些地區來的人，對詩歌的評價與我大多數聽眾稍微不同，因為我們往往把它視為人類一場重大轉變的見證者和參與者。我把此書稱為“詩的見證”，不是因為我們見證詩歌，而是因為詩歌見證我們。
不管是個人還是人類社會，都在不斷地發現隻有直接經驗才能獲得的新向度。這也適用於曆史向度，我們對曆史向度的理解是不經意的，甚至是違背我們本意的。（它不是通過書籍發生的，盡管曆史經驗確實改變我們的閱讀）。我所說的經驗，不隻是指感到大寫的曆史以毀滅之火從天而降的形式、外國軍隊侵略的形式和城市變成廢墟的形式帶來的直接壓力。曆史真實性有時候會顯現於建築的一個細部中，風景的塑造中，甚至樹林中--例如靠近我出生地的那些橡樹，它們記得我那些異教的祖先。然而，隻有在意識到危險在威脅我們所愛的事物時，我們才會感到時間的向度，並且在我們所看見和碰觸的一切事物中感到過去一代代人的存在。
我恰好生長於羅馬與拜占庭的分界線上。我們不免要問，今天乞靈於這些古老、僅剩象征意義的力量，是否可能呢？然而，這個劃分已持續幾個世紀，在羅馬天主教的領域與東方基督教的領域之間勾勒出一條線索，盡管這條線索並非總是在地圖上。在幾個世紀中，歐洲保留這個古老的劃分，並遵循平行軸心的法則。一個是西方軸心，它從意大利向北延伸；一個是東方軸心，它從拜占庭向北延伸。在分界線的我們這邊，一切都來自羅馬：作為教會語言和文學語言的拉丁語、中世紀的神學爭論、作為文藝複興時期諸詩人的楷模的拉丁語詩歌、巴羅克風格的白色教堂。此外，文學藝術的崇拜者們也是把他們的熱望投向南方，投向意大利。現在，當我試圖較理智地談論詩歌時，這些東西絕不是抽象的考慮。如果我的一個主題是宗教想象力的奇怪命運，以及當詩歌開始獲得取代宗教的特點時詩歌的命運，那恰恰是因為我在高級中學時曾多年研讀厚厚的課本中的羅馬教會曆史和各種教義，這些課本自此以後已經哪裏都沒人使用了；我懷疑，即使是在大學研究班，如此詳盡的課本是否還有人使用。另外，既是我著迷又是我討厭的古典主義，其源頭也包括賀拉斯、維吉爾和奧維德，他們是我在班上研讀和翻譯的作者。在我有生之年，拉丁語已從禮拜儀式和中學課程中消失，這是南北軸心逐漸削弱的結果。然而，現在就把羅馬和拜占庭貶謫為無可挽回的過去，仍為時過早，因為它們的遺產還在以新的、常常是難以定義的形式出現。
不用說，我很早就感到來自東方的某種威脅，當然不是來自東方基督教，而是來自東方基督教失敗的結果。南北軸心的法則不僅在野蠻民族被羅馬改變信仰上發生作用，而且在那些從拜占庭獲取宗教的遼闊領土上發生作用：是獲取宗教，而不是獲取教會的語言。俄羅斯曆史學家格奧爾基·費多托夫認為，俄羅斯所有不幸都源自它選擇斯拉夫語而不是希臘語作為其教會語言，如果選擇希臘語，則希臘語可能成為東方的通用語，如同拉丁語是西方的通用語。俄羅斯因此而長期被孤立，直到它突然地和遲來地發現各種西方觀念，並賦予它們醜怪的形狀。在波蘭，由於在一九二〇年打贏了與革命的俄羅斯的戰爭，並在一九三九年之前成功地保持其獨立，因此波蘭對危險的感覺太明顯了，根本不需要深入研究其曆史原因。然而，我自童年起對俄語的了解，以及成長過程中對一些非西方因素的了解，逐漸使我省思俄羅斯的彌賽亞主義及其聖城莫斯科--這座城市一度被稱為第三羅馬（而這個事實並非沒有其後果）。因此，我對我將在這裏常常提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興趣，很大程度上是源自地域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