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彥死了好久了。現在也記不清從什麼報章或雜誌上，我得知他死於桂林失守以後（也許還未失守），死於肺病，死於兵荒馬亂，全家逃奔流徙、啼餓號寒之中。從別人口中，我又得知他在桂林危急時曾經逃到湘西，稍後據稱桂林可無問題，他又急急趕回；但衡陽沒有火車，他雖然已經病到不能行動，還不得不在車站上露宿數日。我所知道的他去世前後的情形就止於此。我不知道他死於何日，葬於何地。數月來從內地來的人漸漸增加，來了去，去了來，我始終沒有問過。因為我想，人反正不在了，我既不馬上到廣西去，來日方長，要問的時候再問總來得及，現在又何必先打聽下來呢？
我首先想起的倒是恩哥及其弟妹們——魯彥的遺孤們，這也許不單是魯彥的關係，還有我跟他們更熟的緣故在。大概是一九三九年，魯彥夫人帶著幾個孩子回上海，究竟為逃起難來不方便，還是內地生活困難，目前我已記不清楚。其初他們住在徐家彙，出門就是河浜、菜園和荒地；後來搬到汶林路，因為和一位朋友同住，我常常過去閑談。也許我跟孩子特別容易接近吧，以後便跟他們的幾個孩子熟識起來，常常帶他們到公園去，看他們在草地上打滾翻跟鬥。我問起他們的景況，朋友們也都含糊其詞，或者本來不知道，或者根本把他們忘了。
至於我和魯彥的交往——其實我倒應該寫成見麵，總共計算不上十次。我對於世上有寫過幾篇文章就擺出一副“作家”麵孔的所謂“作家”這一種人，平常是很害怕的。但魯彥並不在其內。就我直接從魯彥那裏所得的印象說，我認為他是個坦率、耿直、熱心人，不苟且，不會搭架子，自然也不像個“作家”，說的好點，就是所謂“下可陪卑田小兒，上可陪玉皇大帝”了。
我和魯彥第一次見麵的時間與地點，現在是完全忘了，推測起來，約在這次中日戰爭的前一年秋末，我剛到上海不久。第二年我前後兩次離開上海，等到再回來的時候，戰爭已在浦東及閘北進行好幾天了。我寄寓一位朋友的家裏，和魯彥的寓所相近，他讓我到他家裏去玩，我含糊答應下來，卻始終沒去。接著我搬到環龍路一家書店的樓上。有一天下午，刷成奶油色的弄堂房子浴在初秋的陽光中，魯彥忽然笑嘻嘻的來了。這一次他給我的印象非常深，那種神情、打扮直至今日——並且也將永久分毫不動的留在我心目中，他穿著白斜紋布的長西裝褲，白短袖襯衫，領口敞著，一雙圓口黑布鞋，瘦弱的中上身材，長長的被暑氣蒸紅的臉，近視眼鏡，頭上戴一頂頂便宜的呢帽式的白草帽，手中拿一把黑折扇。總而言之，無處不隨便，無處不瀟灑，這就是魯彥。
可是千萬不要誤會，我這瀟灑不是油頭粉麵對鏡自憐的小開們那種瀟灑，乃是指一切不拘細節的人而言。這一次臨去時他仍舊邀我到他家裏去玩，我仍舊含糊答應下來，可仍舊始終沒去。隔幾天便有人轉告我：魯彥說我驕傲。說我驕傲的不止一個人，對於他們我總起反感，然而魯彥不在其內；對於那些自認為別人應該登門拜訪的大人物我也許是驕傲的，然而魯彥也不在其內。我自認我明白魯彥，我愛這個人——我愛他的不搭架子，我愛他的耿直不阿，另外我還得補充一句：我愛他的不肯出風頭，他的自重，他的對於那些自認為別人應該登門拜訪的“大人物”的驕傲。可是我仍舊始終沒去看他。理由很簡單，我不會恭維，不會敷衍，跟隻見過數麵的人一句話也說不出。那麼與其相對枯坐，終無一言，還是不去的好。我想有一天魯彥會明白我的。
這“有一天”將是我終生的致命傷。不久魯彥便將簡單的家具存放起來，帶著家眷到內地去了。我不清楚他離開上海以後的情形，後來隻從朋友口中得知他在漢口呆過，又在長沙不拿薪水幫人家辦過報。長沙大火自然也把他熏跑了。一九四一年秋末，他從桂林托人轉給我一封信，要辦《現代文藝》，要我寫稿。雖然我早已滿身晦氣，長遠不曾摸筆，為了魯彥，我隻得立刻動手。稿子在十一月間寄出，附帶說明我想到內地的意思。回信馬上來了，他告訴我金華已經準備好旅費；同時——也許是在另一封信上，他要我將《法老》的譯稿寄給他，為買米吃，他急於拿出去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