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浙江省城鄉公共資源配置現狀
公共資源是指人類社會公有、公用的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與私有財產資源相對，不為哪一個個人或企業組織所擁有，而且所有社會成員可以自由地利用這些資源。需要通過政府財政支出來供給的公共產品是公共資源最為核心的組成。一般來說，純公共產品在消費或使用上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而不完全具有這兩種特征的產品我們稱之為準公共產品。前者主要是指司法、國防、外交等社會運行必需的全國性的行政服務，而後者則包括政府主導的道路運輸、教育衛生、社會福利等可能發生“擁擠效應”的產品，具有明顯的區域特征和區域差異。通常我們所說的公共資源配置問題，大都是指這類準公共產品的配置問題。由於1984年之後，我國政府始終采取向城市傾斜的發展戰略，導致農村財政投入明顯不足，再加上根深蒂固的城鄉身份歧視，公共資源在我國城鄉之間的配置極不平等。以下，我們來觀察浙江省的城鄉公共資源配置情況。
1。城鄉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建設情況
包括公用事業在內的基礎設施建設是公共資源配置中最為基本的內容。在該類問題上，由於城鄉之間沒有可直接對比的項目和統計數據，所以我們隻能分別來進行觀察，但從中也可一見端倪。表9·8和表9·9分別反映的是浙江省農村社會基礎設施建設情況和城市公用事業建設情況。首先從農村看，通電話村數和通電村數的比率相對較高，達到了99％以上，自來水受益村的比率相對較低，但也有84.3％，並且普及率基本上都趨於上升，浙江省農村社會基礎設施建設情況似乎還不錯。但反過來看，我們就可以知道還有5176個村的村民還沒有用上自來水，還有1120個村不通汽車，還有463個村不通郵，還有263個村沒有通上電話，還有23個村甚至連電都沒有，從這些數據就可知農村社會基礎設施的建設情況有多糟糕，與新農村建設的目標有多遠。而從城市公用事業建設情況看，進入21世紀後，浙江省城市公用事業建設持續發展，至2006年，城市居民用水普及率已達到99.4％，液化石油氣用氣普及率已達到98.3％，汙水處理率達到了61.5％，人均公園綠地為9.8平方米，與農村的公共事業建設情況相比，可以說是有天壤之別。這充分說明了公共資源在浙江省城鄉之間的配置是極不平等的。
2。城鄉文化、衛生、福利事業建設情況
文化、衛生、福利等事業一般又稱之為軟基礎設施，是反映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由於沒有分城鄉的數據，同前麵一樣，我們權宜性的假定浙江省11個地區的市區為城市，而各地區下屬的縣（市）為農村，用來比較城鄉公共資源的配置情況。表9·10給出了浙江省城鄉的人均文化、衛生、福利事業的建設情況。除了人均醫院、衛生院數和人均社會福利院數外，在其他指標項目方麵，市區平均都要高於縣（市）平均。人均公共圖書館圖書藏量和人均醫院衛生院床位數的城鄉差距在2倍以上，而社區服務設施數的差距更是達到了近4倍。如果考慮到下屬縣（市）還包括了部分城鎮地區和城鎮人口，那麼浙江省城鄉之間人均所能享受到的公共資源的實際差距顯然還會更大。
（二）城鄉一體化中的公共資源配置展望
1。城鄉公共資源配置不平等的原因
上述分析表明，浙江省城鄉之間存在著嚴重的公共資源配置不平等現象，當然，這種城鄉公共資源配置不平等現象是全國性的，而非浙江獨有。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我們認為有以下3點。
（1）城市既得利益集團的壓力及長期以來根深蒂固的城鄉歧視觀念，使政策決策者、包括一些專家在政策設計和製定時往往更多的是考慮城市居民的利益，理所當然地認為農民享受的公共資源就應該少於城市居民，不能和城市居民平等對待。由於農民缺乏代言人及呼聲等權利表達機製，使得城鄉居民人為隔離的城鄉二元化政策和製度至今還大行其道，並頗有市場。
（2）1984年之後的城市傾斜發展戰略，導致政府對於農村的政策性支援與改革前相比不進反退，剪刀差有增無減。根據《中國財政年鑒》的統計數據，我國農業財政支出占國家財政支出的比重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起就開始下降，1978年其比率為13.43％，1983年變為9.43％，2001年則下降到5.41％。此外，稅收總額中農村地區所占比重從80年代中期起急劇上升，1993年高達27.8％，之後雖呈下降趨勢，但至1999年依然還保持在20％左右程度（樂君傑，2006），另據張玉林（2001）所述，改革開放之後，政府通過財政和農工間的不等價交換向農村及農業吸取了數目龐大的資金，從1979年至1998年的19年，共有約2兆元的資金從農村流出，其次，農村的資金還通過“農村信用合作社”被轉移出去，從1979年至1993年總轉移金額高達7493億元。表9·12給出了2006年浙江省城鄉人均財政支出情況。由表可知，浙江省人均地方財政支出的城鄉比（市區／下屬縣市）約為1.87倍，杭州、寧波、溫州、紹興等經濟發達地區的差距更大。而從人均教育事業費看，城鄉比也有1.37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