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人們難免要回頭向農耕經濟時代回顧和鑒戒中國的經濟發展史，於是，晉商——這個明清兩代稱雄神州五百年的群體得到關注，成為經濟界、史學界的熱門話題。尤其在山西，形成了持續多年的“晉商熱”。
其實，在曆史上，晉商群體內部始終存在著一個此伏彼起的發展過程。實事求是地說：晉商在明代中後期產生之初，它的中心區是在晉南和晉東南。明代學者講過：“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那時的蒲州（今永濟）、臨汾、長治、晉城才是真正的晉商故裏。晉中一帶當時尚經常遭受蒙古遊牧部落的騷擾。
隆慶五年（1571）明王朝實行“封貢通市”，蒙古“掩達汗”內附，實現了北邊的安寧。從此，晉商不僅能把買賣做到“大江南北”，而且足跡真正遍布“長城內外”。晉中人開始大量向北部邊境拓展，逐漸成為北路貿易的主力軍。
以後到雍正五年（1727）中俄《恰克圖條約》簽訂，晉中商人涉足對俄、對歐的國際貿易，萬裏茶路得以貫通，太穀正好處在“萬裏茶路”的交通要道上，又是茶路貿易主人們的家鄉所在地（經營茶路的主要是榆、太、祁數縣的晉商），於是逐漸成為茶路貿易的金融結算地，久而久之，就確立了太穀金融中心的地位。及至清乾隆年間，太穀成為晉商經營貿易的隆起帶。
乾隆六十年（1791）太穀縣纂修《太穀縣誌》，當時，太原府的知府鄧希曾（當時的太原府管轄十縣，稱“府十縣”：有陽曲、太原、榆次、太穀、祁縣、徐溝、交城、文水、嵐縣、興縣）曾為之作序。他寫道：“陽邑於郡以殷庶稱，聞其間商賈輻輳，市肆麟集。西北至燕、秦，東南至吳越荊楚之境，意者操奇贏計子母，習於金貝錢刀之氣深……”
成書於道光二十八年（1848）的《瀛環誌略》的作者徐繼畬，五台人，他青年時代曾目睹過汾河岸邊喧鬧的商業中心繁忙景象，在這裏，大批中國出口商品在聚集和轉運北方……這種從事國際貿易的字號林立。在平遙、太穀、祁縣，設置著馳名的一些山西票號的總號。（見美人德雷克著《徐繼畬及其瀛環誌略》）
上述史料證明，進入清代後，晉中，尤其是太穀已經奪取了晉商中心領袖區的位置。“金太穀”、“小北京”成為眾口公認、傳誦一時的太穀別稱。
盡管清代太穀商幫自認：乾壟嘉慶後太穀商業已開始走了下坡路。但是到清末，清王朝明令各地成立商會時，山西巡撫張小帆首先想到的還是太穀。他責成曹家的族長曹潤堂籌備成立山西商會。於是，曹潤堂聯合祁縣、平遙的商人於1904年，在太穀成立了山西總商會，推舉年輕的太穀商人武注東擔任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