櫥窗裏那個嘻皮笑臉的橡膠模特兒隔著玻璃向我示威——瞧瞧我！得意什麼，一套俗裏俗氣的西裝配個皺巴巴的領帶，哪位大師的作品，倒像穿了勞拉·比嬌蒂的最新作品一樣誇張地驕傲著。
我是個興趣廣泛得沒有道理的人，所以才深信考新聞係——當記者是我最迷戀和不可改變的路，法拉奇當沒當過模特兒我不知道，可我不願意去參加什麼“數學課外活動小組”——當然是中級班，高難班我沒份，低級班尚可幸免；當一次業餘模特，看一看時裝設計大獎賽，和考模特的各種人談談，對本人這個未來法拉奇來說，比什麼圓錐圓台有趣也有用得多了。
何況，我還藏了一個秘密：寫一篇別具特色的報道，給我的實習場地——本地晚報，別辜負了我的學生記者證。幹嘛在讀懂了課本之後再找些刁鑽古怪得莫名其妙的習題來給自己一次自信和能力的摧毀？
小店裏滾出的歌曲刺激得我渾身想扭動。
快下班了。
我再走進那幢大樓。一層，二層，考場在第七層，見鬼，越往上我越緊張，信心開始動搖。
母親是個最最溫文的知識分子，父親是個最最爾雅的紳士，但他們似乎能容忍一個黃昏時把錄音機開得山響，在客廳裏搖來晃去跳霹靂的女兒。
說到時裝模特，當他們在電視裏優雅踱步的時候，父母都看得很尊重，但一談起來，母親對他們的評價不會高於塑膠模特兒——就剛才那個打著世界上最難看的領帶的驕傲者。如果她發現我在做“衣架子”，她會不會變臉色，我幾乎可以痛苦地肯定：會的。
我決不是所謂的新潮女孩：新名詞一串串，拜金，信奉性解放。相反的，《紅樓夢》是能背出大半部的愛書，初二那年就啃完兩本中國文學史。與其說我是個新潮女孩，倒不如說我的骨子裏滲透著中國古文化的墨香——或者說封建意識不薄。
我又站在那扇門前了。
音樂聲飄出幾縷來。
我站著。
我還是站著。
一陣笑語，有人要出來了。
我做了懦夫，落荒而逃。
一個月後，我坐在電視機前看美麗小姐們表演時裝，順手翻著晚報看一篇文筆不佳的關於時裝設計賽的通訊稿。
我可以比這個寫得好。
法拉奇，我是否犯了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