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古詩十九首·今日良宴會》）。劫後餘生，日月忽忽。正想做點什麼，不覺已年逾古稀，多少事已經力不從心了。回首過去，蹉跎歲月，更是無一成就。想到這裏，又怎不令人惶愧呢？！
自前年離休後，甫將譯詩三卷完稿，便過起了投閑置散、無所事事的生活。而這是我無法忍受的。於是以一篇非寫不可的紀念文字為契機，寫開了以懷舊為主的回憶散文。盡管腦力遲鈍，行文枯澀，但還是堅持寫下來。這裏所收錄的十五篇，就是其中的一部分。這些小文雖然蕪雜，卻無一不出自真情實感。我希望它不僅能夠留下一點故舊的眉目、時代的影子，同時也可成為自己的鑒戒，促使我內省，鞭策我向前。
書名取自一個篇名，並無深意。至於編次，則以寫作先後為序，不加任何人為的排比。反正這裏的主人公，都是我所深深懷念的。
一九九一年一月三十一日（載《隔海的思憶》一九九三年十月）
吳朗主編《外國文學》序言
我國的高等院校，一向分為本科和專科兩個層麵，有麵授、函授、電大、夜大等多種形式。黨的三中全會以來，我國決定實施九年義務教育製。為了迅速培養中學師資，遂側重發展高等師範專科教育。據一九八八年統計，全國師專在校學生已近三十萬人。建國以後，各類專科學校，大都借用本科教材以應急需，一直無所謂專科教材。實踐表明，這顯然很難適應專科師生的要求，直接影響到教學質量的提高。國家教委明確師專是高等師範教育中的一個獨立的辦學層次之後，決定致力於師專的教材建設。為此，一九八八年七月在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召開了有關專家、高等教育出版社、各行政區師範大學出版社領導同誌參加的全國師專教材編寫出版規劃會議，製定了各科專業教材編寫出版規劃。吳朗同誌應邀參加了這次會議，並受國家教委之聘，擔任師專文科《外國文學》一書主編。他曾向出版社推薦，請我負責主審書稿。出於多年的友誼，我隻好勉強答應。但近兩年來，由於視力的急劇衰退，要看這部將近六十萬字的書稿，已深感力不從心。最後，隻好敬謝不敏，知難而退。但盡管如此，看到肩負如此重任的吳朗同誌畢竟已年近古稀，我便依然對他和他的工作十分關注。
吳朗同誌原是一位詩人。解放戰爭後期參加部隊工作。一九五四年轉業後，一直在哈爾濱幾所高校講授外國文學。他對文學藝術有廣泛愛好，兼工書法篆刻，係齊白石傳人劉淑度弟子；並天賦一個開朗的性格。正因如此，遂有丁酉之災，在漫長的二十二年中，經曆了無數的磨難。一九七八年秋恢複工作後，重操舊業，他深知所剩時間不多，治學更加勤奮，八十年代曾發表許多專題論文。近兩年來，潛心編寫師專教材，並將自己撰寫的章節初稿寄我征求意見。如今統稿工作已經殺青，即將發排。他既已豁免了我審閱全書的苦差，退而命我為其寫一序文，在情理上則實難卻之。
中國人自己編寫外國文學教材，始見於一九一八年十月商務印書館出版之周作人的北京大學講義《歐洲文學史》。周氏將歐洲文學歸源二“希”（希臘和希伯來），以文體為綱目，始於希臘羅馬，一直到十八世紀。人名書名不加漢譯，中西文字橫排，用文言表述，列舉多於評論，雖隻言片語，有時卻頗有新意。這本北大早年的講義，作為曆史材料，一九八九年六月已由嶽麓書社根據商務一九二二年七次再版校訂重印麵世。建國以後，各高等院校文科先後開設了外國文學課程，教學內容，除有一份教學大綱之外，均由教師各行其是。至六十年代，在國內各外國語種的新老專家參與編寫的情況下，才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歐洲文學史》（楊周翰、吳達元、趙蘿蕤主編）。此書，一九七八年修訂再版，作為高校文科教材，沿用至今。八十年代初，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外國文學簡編》（歐美部分，朱維之、趙澧主編，十五所院校二十九人參加編寫；亞非部分，朱維之、雷石榆、梁立基主編，十五所院校二十六人參加編寫）和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外國文學史》（一至四卷，二十四所院校五十餘人協作編寫）。眾人拾柴火勢高，這些教材都是集中了集體智慧編寫而成的。石樸的《歐美文學史》，最初作為內部交流的教材，被一些院校翻印采用，最後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公開出版發行。近五年來，各省市出版社相繼出版的各類外國文學協作教材，據粗略統計，已不下四十種。外國文學教材出現如此不斷更新，長盛不衰的勢頭，反映了我們舉國上下為建設四化，麵向未來，麵向世界，人們對外國文學知識如饑如渴的需求。這對於加強高校教材的基本建設，普及外國文學知識，提高文學藝術的鑒賞能力，加強對其他國家人民的社會生活、文化背景、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等方麵情況的理解，增加我國人民和各國人民的友誼，促進我國和世界各國之間的文化交流，貫徹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都是具有積極意義的。到九十年代，外國文學教材正步入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階段。國家教委規劃推薦的師專定向教材的問世，當然是一件可喜的事情，我雖未通讀全書，但對該書編寫指導思想、總體內容的要略和結構還是明悉的。歸納起來，我認為這本教材具有兩大特色。
首先，刁紹華、林永安（黑龍江大學）、石麗生（太原師專）、華宇清（杭州大學）、高文風（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等五位編撰者，長期從事外國文學教學和研究，均有較深的學術造詣。他們了解學生的需求，對如何組織教材有豐富的實踐經驗，而且都精通譯事，能掌握第一手資料。他們有的曾出國講學，有的曾參與紀念國際文化名人的活動，有的曾編纂《世界神話大辭典》、《外國文學辭典》、翻譯過《蘇聯文學大辭典》和泰戈爾詩文集等。在他們所編寫的師專教材中，除滲透了他們各自的科研成果之外，也都適當地吸收了國內外其他名著的新觀點。比如對悲劇《哈姆雷特》多方位的分析，和對歐洲十七世紀出現的巴洛克文學藝術現象的評述，都是現有教材中尚未涉及的方麵。
其次是編寫體例已經突破了將文學作品視為社會曆史的插圖、空泛議論的模式。全書由導論、作家、作品選講組成。導論部分，從文學發展史的角度，綜述不同文學流派和思潮的盛衰嬗變，不僅闡明了文學是如何直接反映現實生活的，而且涉及了不同作家的創作個性以及心靈的如何折射；單列作家生平，削減了與創作無關的年譜式敘述，而著眼於作家的美學觀、主體精神、感情融鑄和藝術思維。作品選講，也拓寬了視野，對本世紀西方出現的“表現”理論、“文學本體”論和“接受”審美反映論的合理部分作了適當引進。編寫者力圖回避主題思想硬貼政治標簽、人物形象脫離本文做道德鑒定、藝術特點不是對比就是誇張的老三段寫法，而對不同的作品采用不同的價值取向，多視點地揭示作品的內蘊，擺脫了以往固定的統一評述模式。
這是一本量體裁衣的教材，是否得體，還是讓實踐去檢驗評說吧。隻有通過教學實踐，才能判定這部教材的真正價值。
一九九年十月十七日，北京西郊。
（載《外國文學》一九九年十二月）
《俄國詩選》譯後小記
一九八三年六月，詩人彭燕郊來京開會。將近四十年不見的老友，在曆盡坎坷之後又見麵了。寒暄過後，他提出要我為“詩苑譯林”譯一部十九世紀的俄國詩選。我自忖功力不夠，一時未能應命。後經燕郊一再敦促，最後才決定一試。
從一九八三年八月到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其間除編選了一部《外國小敘事詩》，幾乎全力投入了這項工作。全部選譯竣工以後，定名《俄國詩選》（其實是名實不副的）。計收入詩人三十八家，詩一百六十首。各家都盡可能選用其代表作，但限於鑒賞能力，肯定也有選擇失當之處。又，在翻譯過程中，有的詩曾參閱過前人的譯文並有所借鑒，在此一並聲明。
關於如何譯詩的問題近年來文章已經發表了不少。各種譯本的前言後記也時有論及，足見人們對這一問題的重視。但目前我們的譯詩藝術畢竟還處在探索試驗階段，由於對翻譯所持態度的不同，因而就形成了譯者們各自不同的譯風。應該說這是正常現象。《文心雕龍》說：“各師成心，其異如麵”，那就讓我們都按照自己的主張自由地探索試驗吧，壓根兒用不著強求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