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千元塊的酒都是假的。”我對這個小夥子的言行舉止太刮目相看了。
“至少，我看你們喝酒都是心懷鬼胎。你要到我們家喝酒，那喝酒就是喝酒，開心地喝酒。”小龔說，“你們是活得表麵瀟灑，我們是活得真瀟灑。”
小龔開始跟我講他的故事：
十八歲，我從村裏出來打工。
進了一個電子廠，在寶安。這個電子廠做的產品到底是什麼，我真的不曉得，大家下班了也不說這個。我每天的工作是把一個個小彩燈按進一個巴掌大的塑料盒子裏。塑料盒子裏有無數個小窟窿，花生米大小。我安插小彩燈的時候，想起了拱起屁股插秧的時候，於是動作麻利而準確。懷著這種美好心情，在密密麻麻的新手中，我成了老手，每天算下來就我工資最高。
可那些窟窿怎麼也插不完。連睡覺的時候，右手的拇指和食指都是捏在一起的。
我擔心以後兩個手指永遠這樣。
裝病一個禮拜後，我結清工資，辭工了。我決定再也不進電子廠。可那片全都是電子廠。
我的第二份工作，是一家公司。在市中心，四十八層，光坐電梯就要坐一分多鍾，豪華，真正的高樓大廈。空調像不要錢似的，冷得人起雞皮疙瘩。大熱天，每個人都穿著西裝，一個個像病了的黑熊，說話走路，張口抬眉，彬彬有禮，一個模子。
這回，我知道了公司的產品是什麼，他娘的，還是電子產品。
隻不過，這個電子產品已經成型，有著精美的包裝，還有大部分不認識的英文單詞。因為看不到窟窿，同事加起老板也就不到二十個，所以我留在了這家電子元件貿易公司。
我的職位是跟單員。考核製度規定我，每天電話回訪六十個客戶。
所以，我每天上班第一件事是打電話，最後一件事還是打電話，“喂”字輕輕的，拖著音，然後“嗯”升高音量，最後“您好”。
那些被稱為客戶的人，永遠沒有好脾氣，不是說你發貨慢了，就是說款子到慢了。他們在電話裏劈頭蓋臉地罵人，我要不停地說，好，好，好，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謝謝，謝謝，謝謝。
兩個月後，我就受不了了。那天下午，我打了最後一個電話。對方是個女的，在我沒有報出我的身份前，聲音很好聽，說出的話，像是嘴裏含著一塊花生軟糖。我甚至感覺她是在發燒中接的電話。
我說，喂，嗯，您好。
她打斷說，您好哦，帥哥，您是哪位？
我報了公司的名字。
她說，貨物現在都沒收到，你們這哪是深圳速度，比老牛犁田還慢，你們不如回家種田吧。滾蛋！農民！
我再次撥通了這個女人的電話。
我說，喂，您好，再見。
這一個“您好再見”的結果是，我被炒了魷魚。
過得太窩火了，我休息了兩個月，辦了證，去了香港澳門，堵在紅磡體育館一個晚上，可惜沒有要到謝霆鋒的簽名。
我太喜歡謝霆鋒了，尤其是他跟張柏芝離婚之後，太有性格了，我幹脆在銅鑼灣打了幾天黑工，就是希望有天在時代廣場看到他。結果，卵都沒見到一個，身上的錢花得隻剩兩百塊。
我這些年，嚐試了很多工作，開心就做，不開心就不做。
“你說話這麼心直口快、口無遮攔，估計經常被炒魷魚，哈哈。”我說。本來還想加一句“有時說話還是要注意點”，但想了想，算了，沒必要。
“就炒囉，有什麼了不起的。大不了回家種田，餓不死，有資本包它幾十畝幾百畝，照樣賺大錢。”小龔把車停穩，歪過頭看我。
“你們有退路，我們無路可退。”下了電瓶車，我回頭向小龔又要了一根煙，點上。
層林盡墨，一如我的惆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