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我對我所有的過去的所作所為並不感到羞愧，也毫無歉疚之心。那麼，我若能重新過此生，我還會像我以前的所作所為那樣去做。”
問：你和戴乃迭“文革”中被捕是在哪一年？
楊：一九六八年“五一”前夕。那一年開春以後，江青提出來：有很多我們過去沒有發現、現在知道了的人可能是潛伏的特務，這些人都是外國派來的特務，許多是解放前就到大陸來潛伏的。所以，不要看解放以前來的外國人都是好人，也真有好的，可是有很多是那時候帝國主義派來的特務。自從她說了這個話以後，就開始抓了一些早一點來中國的外國人。
問：你們那時候在北京住在外事局的大院裏？
楊：住在百萬莊的院子裏。那天晚上，我們倆開了一瓶白酒正在喝悶酒，那瓶白酒喝了一小半，她困了就去睡覺了。十一點多了，我就一個人坐在那兒喝酒，突然，敲門了，我們單位的一個辦事員就來了，辦公廳的一個年輕人，他來了要我跟他一塊出去。前幾天他已經找過我好幾次，就是要我揭發《中國文學》裏的一個編輯，要我提供一些材料，他們想把那個人打成反革命。他要我跟他到辦公室去，我想還是這樣的事情吧。我穿了個大而無當的拖鞋，踢踢噠噠的，也沒換皮鞋，我就和他一塊出去了。他把我帶到《中國文學》的辦公室，一進去屋子，裏麵漆黑，隻有一個台燈，電燈也沒有開，一屋子人黑壓壓的，我也看不清都是誰。後來旁邊出現了幾個解放軍，解放軍就抓住我的手，怕我反抗，就問你叫什麼名字，我說楊憲益；你多大歲數，我回答多大歲數。
問：當時多大歲數？
楊：一九六八年我五十歲。問我哪裏人，我說完以後，他們果然臉變了，把我手抓緊了。他們挺緊張地說，現在奉北京市軍管會的命令，將你逮捕，然後就打了手銬。我後來才看清，屋子裏麵站了一大堆人，有的是我們《中國文學》裏的一些年輕幹部，有的是解放軍。然後，給我一張紙讓我簽字：“我同意檢查我的東西。”以此作為法律的依據吧，就可以到我家搜查我的東西。然後，他們彼此看了一下，看我也沒有抵抗的意思，說還有什麼事。我當時唯一的遺憾是酒，那天晚上還沒有喝夠，還剩了大半瓶白酒沒喝完。還有穿那雙拖鞋，我早知道要把我帶走的話，我就穿上皮鞋了。結果我踢踢噠噠穿了一雙很大的拖鞋，就把我弄上一輛吉普車，摁下腦袋說低頭不許看。我從燈光方向看，是向西單方向走，宣武門還往南，那一帶地方叫陶然亭。我從來沒到陶然亭那邊玩過，從方向看我知道向陶然亭那方麵走，到了自新路白紙坊那兒，前麵有個大鐵門，鐵門是電動的沒有人，我們去了，大概通知了一下，門就開了，我們就進去了。
問：戴乃迭是在你同一天抓的，還是過後抓的？
楊：當天晚上，把我抓上車不到半小時，另外個車就把她帶走了。
問：車上就你一個人嗎？抓就抓你一個人嗎？
楊：我一個人，還有兩個兵。抓就抓我一個人。那個時候去了先到一個房間裏，把身上可以自殺的、殺人的一些危險東西都要去掉，把皮帶、鞋帶拿掉，我鞋帶沒有，但褲帶必須拿掉。我這個人的褲子是靠皮帶的，沒有皮帶褲子總是用手扶著，不過，他們也不管那個，隻是把皮帶卸掉，東西都收了給我放在一個地方。然後，他們就讓我到一個地方，他們把那個地方叫八角樓，是一個建築，鬱風寫過一篇文章，也談過這個八角樓。八角樓是監獄裏麵的一個主樓，它分成八個樓角，中間有一個瞭望台，大概有機關槍，表示要有人逃跑的話，上麵可以注意到，有三四層吧。帶我上了樓，到了一個房間裏。那是抓人抓得很凶的時候，所以，我們那個牢房裏抓的人已經擠不下了，預備要把人弄走，但是那天晚上那些人還沒有弄走，房間裏相對的兩個炕擠滿了人，其實，炕上隻能躺十幾個人，那天晚上躺了二十六個人。一個靠一個，和沙丁魚罐頭一樣很擠了，雖然那麼擠，監管人員又讓他們往裏麵挪了一點地方，我就在夾縫中間躺下。因為已經晚了，他們大概是晚上九點一定要關燈睡覺的。已經快十二點把我抓進去了，擠在那兒睡覺，大便小便有一個大鐵桶子，我就躺下睡覺了，也沒有被子，我穿著破棉襖，旁邊的兩個老頭子看著我醉醺醺的樣子，我一躺下就睡著了。第二天早上起來，旁邊的人說，你晚上在街上鬧事了，喝多了吧？我說，沒有。那幹什麼把你抓起來？我說，我也鬧不清。他以為我喝醉酒了在外麵鬧事。你喝的什麼酒呀，那麼香，真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