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的本性是注定要努力去追求圓善，則我們也必須設定：人的本性的認知機能的限度，特別是這些認知機能的相互關係，是適合於這目的的。“純粹思辨理性的批判”已證明：思辨理性是完全不能滿意地解決那些置於它麵前的最重大的問題，雖然它並不理那些“來自這同一理性”的自然而重要的暗示，也非不理“它所能作的去接近那置於它麵前的偉大目標”的重大步驟，自身達到此目標，（甚至以最大的自然知識之助也從未能達到）。那麼，大自然隻以繼母的樣式來供給我們所需的機能——在我們的目的上所需要的機能。
現在設想：在此事上，大自然已符合於我們的願望，（那種開明之力），給與於我們，（設想是如此），盡一切可能將有什麼結果出現？除非我們的全部本性真已同時起了變化，否則我們的愛好必首先要求它們自己滿足，並且與理性的反省相連，在幸福之名下，要求最大可能而且最長久的滿足；道德法則必繼之說話，為的是要把諸愛好限於它們自己適當的範圍內，甚至把它們隸屬一較高的目的上，此一較高的目的決不注意及愛好。但是，設無那種衝突，即道德意向現在與愛好相對抗的那種衝突，代之而起的必是：上帝與永恒以其可怕的威嚴立於我們眼前。法則的違犯無疑可被避免；那被命令的東西也可被作成；但是，心靈的意向卻不能為任何命令所注入，而在此情形中，行動的刺激必總是在活動著，而且是外在的，這樣，則理性無需盡其全力以便通過法則的尊嚴之一生動的表象，去凝聚強力以抵抗這愛好。因此，大部分符合於法則的行動必隻是從恐懼而作成，一小部分則隻從希望而作成，但卻無一是從義務而作成，而行動的道德價值必不存在。這樣，隻要當人的本性仍如其所是而不變，則他的行為必變成是純然的機械，在此機械中，就像在一木偶劇中那樣，每一事都做得很好，但在木偶中卻並沒有生命。
現在，既然在我們完全不如此，既然以我們理性的一切努力，對於未來也隻有十分隱晦而可疑的透視，既然世界的統治者隻允許我們去猜測他的存在以及他的威嚴，並不允許我們清楚地去看他的存在與威嚴，或去證明他的存在與威嚴；而另一方麵，在我們之內的道德法則，沒有以任何確定性的東西許諾或威嚇我們，它要求我們對它有一種無私的尊敬，而隻有當這種尊敬成為主動的而且是主宰的，這尊敬允許我們通過它而對於超感觸者的世界有一展望（透視），而這展望是隻以微弱的一瞥；隻有這一切是如上所說時，才有一真正道德意向的餘地，而理性的被造物才能成為值得來分享這圓善者，此圓善是與他人格的價值相對應，而不隻是與他的行動相對應。
這樣，自然研究以及人的研究在這裏也可同樣是真的；而“人們所依以存在”的，那不可究測的智慧其所否決者方麵值得讚美，並不亞於其在其所賜與者方麵值得讚美。即就其所賜與於人們方麵說，隻固值得讚美，就其所否決於人們方麵說，他並非不值得讚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