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玉蘭：有些朋友曾善意地對我說：“玉蘭，你這地委書記夫人也真夠累的。”其實，我寧願慶生不去做官。提拔慶生去大同當市委副書記時，我就不願意讓他去，慶生從內心裏也不太想去。我曾哭著找過省裏的領導，但慶生這個人黨性強，組織的決定他總是無條件服從，很快地就赴任去了。在別人眼裏，慶生當了地委書記，我們家屬也跟著風光榮耀。這可錯了。慶生在機關的時候，我們生活穩定充實，共同分擔家務，共同教育孩子，憂心的事不多。自從去地市當了領導，他自己辛苦勞碌不說，我和孩子還得為他操心。就說回家過個星期天吧，也沒有安心的時候。他常常半夜叫醒我，說他又想起了一件事或一個思路，怕第二天忘了，讓我找筆找紙趕緊記下。這樣的時候多了，我就想了個辦法，在他床頭放了個小櫃子，插上台燈，在睡前把紙筆備好，他需要時可以隨時記錄，不必叫我幫忙了。慶生忠厚善良，胸懷坦蕩，幹起工作不要命，講起原則不留情麵，得罪了一些人。有人背後搞小動作，我知道後有時發發牢騷，他倒來勸我：戰爭年代為了革命犧牲了多少同誌，咱們受點委屈算不了什麼。他這個人呀，對別人總是往好處想，不防人，不計較個人恩怨，也不考慮個人得失，老覺得自己付出的少，總是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記者：裴書記無論在哪裏做官，都是一心撲在工作上。那麼，在您眼裏，他是個稱職的丈夫嗎？
原玉蘭：在外麵他是個好幹部，在家裏他是個好丈夫、好爸爸。慶生多才多藝，琴棋書畫、吹拉彈唱，樣樣拿得起來。1963年我們剛結婚不久，我在學校教書。為了給學生們進行黨史教育，慶生幫助我畫了100多幅畫，還編上詞，把黨史上的重大事件圖文並茂地展現在一千多名學生麵前，受到了學校領導的讚揚。那年，我擔任著學校少先隊大隊輔導員，我們那個大隊被評為太原市先進集體，我個人也出席了省市優秀教師代表大會，受到了表彰獎勵。慶生和我一樣高興，因為我的成功裏有他的一份功勞。他有頭腦，有能力，有毅力，我非常佩服他。我們年輕的時候經曆了許多困難，也走過溝溝坎坎，但慶生能吃苦，人緣也好，無論在什麼地方，總有群眾幫助我們。慶生說我們的生活苦中有甜，確實是這樣。
慶生也幹家務。我們剛結婚的時候，我分配給他的任務是“兩倒一打”，即倒灰渣，倒髒水，打水。慶生完成得十分認真。此外還幫助我掃地抹桌子。隻要他不出差，我們家的桌子上就不會有塵土，地上什麼時候也是幹幹淨淨的。1986年慶生到大同任市委副書記時，我正在外地出差，他給孩子專門寫信，再三囑咐他們“一定要為母分憂，一不能頂撞母親，傷她的心；二要分擔家務”，“我原來打掃衛生的任務，軍兒要主動替我辦了”。他當地市委領導後，擔子重了，工作忙了，但在小家的“使命”一點也沒有忘記，隻要一進家門，先看桌上地上幹淨不幹淨，若不幹淨，就自覺地去抓抹布，拿笤帚。他還經常對孩子們說：“你們的媽媽很辛苦，你們都要幫媽媽幹點事，能幹什麼就幹什麼，就是剝蔥搗蒜也有功。”
記者：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這好像是魯迅先生說過的一句話。
原玉蘭：這句話說得太好了。慶生上孝父母，下愛兒孫，對黨忠心，對民赤誠，是個有情有義的人。我就這麼看他。
記者：聽得出，您和裴書記感情很深。你們同舟共濟、相濡以沫，幾十年風風雨雨並肩走過來，也真不容易。
原玉蘭：這幾個月來，我一個人的時候，常常陷入沉思，想起1958年我們彼此拿著對方的照片初見麵的時候，想起我們一起看電影轉公園的時候，想起他給我的那麼多熱情熾烈的信，想起我們那簡樸而快樂的婚禮，想起“文化大革命”中患難與共的歲月，想起黎城下放時艱苦的生活，想起他和我一起過“三八”婦女節，想起他在地板上扭秧歌逗得全家人哈哈大笑的情景……每當我想起這些的時候，就覺得他沒有走，他就在我的身邊。
記者：孩子們怎麼看他們的爸爸？
原玉蘭：對兩個孩子來說，慶生既是嚴父，又是慈父。他對兩個孩子的成長傾注了大量心血，你看看他給孩子們寫的信就清楚了。我們的大兒子1965年出生，老二1968年出生，兄弟倆從小就懂得我們的生活是共產黨給的，來之不易，知道要艱苦樸素，長大做一個對國家有用的人。孩子們小時候經常要爸爸講故事，他不是講童話故事，而是講他的姨父怎樣被日本鬼子活埋的，講他的二叔、三叔、四叔怎樣參加抗日鬥爭，打仗如何勇敢，講今天的和平幸福生活是無數革命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黨的恩情我們祖祖輩輩也不能忘記。孩子就像小苗，適時地澆水、培土、修枝、剪葉，它就會健康成長。在慶生的影響教育下，我們的兩個兒子都比較聽話，品德方麵都很好，學習上他們都刻苦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