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向庫欣小姐提幾個問題。”他說。“那麼,我就先走了,”雷斯德說,“我恰巧還有幾件事要辦,就不用再了解什麼了,如果有事,你可以去警局找我。”

“我們上火車的時候,會順路拜訪你的。”福爾摩斯回答說。片刻之後,我們走進前屋時,那位外表冷淡的女士仍然靜靜地在繡她的椅套。我們走進屋時,她把椅套放到膝上,用她那雙坦率、詢問的藍眼睛看著我們。“先生,我深信,”她說,“這件事是一個誤會,包裹原來就是想寄給我的,這一點我已經對蘇格蘭場那位先生重申過多次,可是他總是一副不以為然的樣子。據我所知,我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仇家,到底是什麼人要如此捉弄我呢?”

“我也在想這個問題,庫欣小姐,”福爾摩斯說,一邊在她旁邊的椅子上坐了下來,“我想更可能的是——”他停住了,我不禁吃驚,隻見他緊緊地盯住這位小姐的側麵。一刹那間,他臉上顯出驚奇和滿意的神色,但當她抬起頭查詢他不語的原因時,他已經又恢複了原來平靜而認真的神情。我仔細打量著她那光滑而灰白的頭發,整潔的便帽,金色的小耳環和她那溫和的麵容,但是使我同樣激動的原因我卻絲毫未察覺到。

“有一兩個問題——”

“啊,您的問題已經令我十分厭煩!”庫欣小姐顯得不耐煩地說。“我想,你有兩個妹妹。”“你如何得知?”“進屋的那一瞬間,我發現壁爐架上放著一張三位女士的合影照片。一位是你本人,另外兩位同你長得十分相像,你們之間的關係是無須多說的。”“對,你說得對。她們是我的兩個妹妹,薩拉和瑪麗。”“在我旁邊還有一張照片,是你妹妹在利物浦拍的。合影的男子從服裝上看可能是海輪上的工作人員,我看當時她還沒結婚。”

“你的觀察力真是敏銳得很。”“這是我的職業。”“唔,你說得很對。但後來沒過幾天她就同布朗納先生結婚了,拍照時他正在南美洲航線上工作。他如此愛她,以致不願長期同她分開,於是就調到利物浦——倫敦這條航線的船上工作。”

“哦,可能是‘征服者’號吧?”“不是。我上次聽說是在‘五朔節’號。吉姆曾經來看過我一次,那時他在戒酒。後來他開了戒,一上岸就喝酒,喝一點酒就耍酒瘋,嗨!自從他重犯酒癮後,日子就每況愈下了。起初,他不跟我來往,接著跟薩拉吵嘴,現在不知為什麼連瑪麗也不給我們寫信了,我們不知道他們的情況怎麼樣了。”

顯而易見,庫欣小姐談到了一個極為敏感的話題,如大多數過單身生活的人一樣,開始時她有些害羞,後來就變得滔滔不絕了。然後又把話題扯到了她原先的幾個學醫的學生房客身上,關於他們的情況,她談了許久,還告訴我們他們的姓名,在什麼醫院工作。福爾摩斯聚精會神地聽著,時而提出問題。

“關於你的第二個妹妹薩拉,”他說,“既然你們兩位都是未婚婦女,我很奇怪你們為什麼不住在一起。”“哎呀!如果你了解薩拉的脾氣後,你就不會感到驚訝了。來到克羅伊登以後,我曾嚐試過和她一起住,直到大約兩個月前才不得不分手。我並不想說我的親妹妹半句壞話,可是她老愛多管閑事。這個薩拉很難侍候。”“你說她跟你在利物浦的妹夫吵過架。”

“對,可是一段時間內他們曾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她搬過去住原本是想多親近他們一些。現在倒好,她對吉姆·布朗納滿腹牢騷。她在這兒住的最後半年裏,除了叨咕他喝酒和愛耍各種手段外不說別的。我猜想,他發現她在多管閑事,就大罵了她一頓,這一下事情就開了頭了。”“謝謝你,庫欣小姐,”福爾摩斯說完,站起來點了點頭。“我想,你剛才說你妹妹是住在瓦林頓的新街,是不是?再見。正如你所講的,你被一件同你無關緊要的事情搞得煩惱不已,我對此感到不安。”

我們走出門外時,正好一輛馬車駛過。福爾摩斯叫住了馬車。

“到瓦林頓有多遠?”福爾摩斯問。“隻有半英裏,先生。”“很好。上車,華生,我們要趁熱打鐵。案情雖然不複雜,但與此有關的還有一兩個極其重要的細節。車夫,到了電報局門口請暫停一下。”發了一封簡短的電報後,福爾摩斯就一直靠在車座上,並且把帽子戴上以遮住射過來的陽光。車夫把馬車停在一所住宅前麵,這座房子和我們剛才離開的那座十分相似。我的同伴吩咐車夫等候著,他剛要舉手叩門環,門就打開了。一位年輕的紳士出現在台階上,他頭戴一頂有光澤的帽子,一身黑衣使他顯得較為嚴肅。

“庫欣小姐在家嗎?”福爾摩斯問。“薩拉·庫欣小姐病得很厲害,”他說,“自從昨天起她腦部就得了病,而且特別嚴重。作為她的醫生,我不同意任何人同她見麵。我建議你在十天後再來。”說完他戴上手套,關上門向街頭大步流星地走去。“好吧,不見就不見。”福爾摩斯高興地說。“或許她不能也不會告訴你多少事情。”

“我根本也沒指望她能告訴我什麼,我隻想看看她。不過,我想此行的目的已經達到了。車夫,去吃午飯,最好到一家好一點的飯店去,然後再上警局拜訪我們的朋友雷斯德。”

我們一起吃了一頓極其愉快的便餐,其間除了小提琴,福爾摩斯沒談什麼。他興高采烈地敘述他是怎樣買到他那把斯特拉地瓦利斯提琴的。那把提琴至少值五百個畿尼,他花了五十五個先令就從托特納姆宮廷路的一個猶太掮客手中買了下來。他從提琴又談到帕格尼尼。我們在那裏度過一個鍾頭左右的時光,邊喝著紅葡萄酒,他邊不時對我談起這位傑出人物的樁樁趣聞軼事。下午已經過去,炎熱的陽光已經變成了非常柔和的晚霞,此時我們來到警局。雷斯德站在門口等著我們。

“你的電報,福爾摩斯先生。”他說。

“哈,回電來了!”他打開電報看了一下,然後團成一團塞進口袋,“這就對了。”他說。“你發現什麼啦?”“一切都已水落石出!”

“什麼!”雷斯德驚愕地望著他,“你不會在開玩笑吧?”“這是一件令人震驚的案件,而且我想我現在已弄清各個細枝末節。”“那麼誰是罪犯呢?”福爾摩斯在他的一張名片後麵隨手寫了幾個字,扔給雷斯德。“這就是他的姓名,”他說,“你最快也要到明天晚上才能逮捕他。說到這個案件,我隻希望你不要涉及到我,因為我隻想介入那些在破案上尚有難度的案子。走吧,華生。”我們邁步向車站走去,留下了雷斯德。雷斯德滿臉喜悅,仍在盯著福爾摩斯扔給他的那張紙片。

“這個案子,”當天晚上,我們在貝克街的住所裏,一邊抽著雪茄一邊聊天,福爾摩斯說道,“正如你撰述的在《血字的研究》和《四簽名》中所進行的偵查那樣,我們不得不從結果推測原因。我已寫信給雷斯德,讓他為我們提供現在所需的詳細材料,而這些情況隻有在罪犯緝拿歸案後才可得知。他做這種工作是安全可靠的,雖然他毫無邏輯思維能力,但他有哈巴狗一樣的幹勁。的確,也正是這種幹勁,使他得以在蘇格蘭場身居高位。”

“這麼說,這件案子尚未結束嘍?”我問。“大體上已經告一段落了。我們已經知道這一罪惡事件的元凶是誰,雖然案中的一個受害者的情況我們尚無所知。當然,你開始有你自己的結論了。”“我猜想,你是懷疑利物浦海輪的水手吉姆·布朗納吧?”“哦!豈止是懷疑。”“可是,我看不出來什麼別的,除了一些似有似無的線索外。”

“恰恰相反,這個案子的線索再清楚不過了。讓我簡單地來談一下主要的步驟。你記得,我們接觸這個案子的時候,心中完全沒有任何疑點。這往往是一個有利條件。我們沒有形成一定的看法,隻是去進行觀察,並從觀察中做出推斷。首先,我們接觸的是一位非常溫和可敬的女士,她似乎無任何秘密而言,但後來我觀察到姐妹三人的合影,我的心頭立刻升起疑問:那隻盒子是要寄給她們當中的一個。我把這個念頭暫時放在一邊,可以推翻它,也可以肯定它,都由我們自便。然後我們到花園裏去,接下去便看到了黃紙盒子裏的極其怪異的東西。”

“繩是海輪上縫帆工人用的那一種,我當時還聞到一股海水的氣味。包裹是從一個碼頭寄出的,繩結的打法是水手們通常習慣的打法,別忘了水手中穿耳環的人多於陸地上工作的人。因此我堅信,這場悲劇中的全部男演員必須從海員中間去找尋。當查看包裹上的地址時,我發現上麵寫著寄給S·庫欣小姐,縮寫字母S既可代表老大也可代表老二薩拉。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調查不得不完全從一個新的基礎上開始。於是我登門拜訪,想弄清這一點。當我正要向庫欣小姐擔保,說我相信這裏麵一定有誤會時,你是否還記得,當我看見某種令我大為吃驚的東西時突然住了口,同時它使我們把目標縮小到了一定的查詢範圍。”

“華生,你是醫生,你應該知道,人的耳朵是千差萬別的,這一點人體的任何其他部分都無可比擬。常理上說各人的耳朵都各有各自的特點。在去年的《人類學雜誌》上,你可以看到我所寫的關於這一問題的兩篇短文。我以一個專家的眼光檢查了紙盒裏的兩隻耳朵,並仔細觀察了這兩隻耳朵在解剖學上的特點。我仔細觀察庫欣小姐,發現她的耳朵同我檢查過的那隻女性耳朵極為相像,你可以想像我當時有多麼驚愕了。這件事決非巧合。兩隻耳翼都很短,上耳的彎曲程度也都很大,內耳的旋轉形狀也很相似,從所有特征來看,可以說,那真像是同一隻耳朵。”

“我當然立即就知道這一發現極其重要。受害者是庫欣小姐的血緣親屬這一點是明顯的,可能還是很近的關係。我開始同她談起她的家庭,你記得吧,她立即就把一些極有價值的細情告訴了我。首先,她妹妹的名字叫薩拉,她們不久前住在一起,所以包裹是寄給誰的就一清二楚。其次,我們得知那個水手娶了老三,並且了解到他曾和薩拉十分交好,她還曾去利物浦和布朗納家居住在一起。後來因爭吵他們各奔東西,幾個月來,他們斷絕了一切聯係,所以如果布朗納要寄包裹給薩拉當然按她的舊址寄去。”

“現在,真相開始大白。我們已經知道有個水手,這個人富於感情,容易衝動——別忘了,為了和妻子在一起,他放棄了待遇優厚的差事——而且有時候嗜酒如命。我們完全可以相信,他的妻子已被謀害,還有一個男人——假定是一個海員——也同時被人殺害了。當然,這立刻就使人想到,這一罪行的動機就是妒忌。那麼,為什麼又把這次凶案的證據寄給薩拉·庫欣小姐呢?或許是她在利物浦居住期間,曾經涉及到這一悲劇事件的起因。你知道,這條航線的船隻在貝爾法斯特、都柏林和沃特福德等地停泊。因此,假定作案的是布朗納,作案後馬上上了‘五朔節’號,那麼,貝爾法斯特則是他能夠寄出他那個可怕的包裹的第一個碼頭。”

“這期間,非常有可能有第二種答案,而且,雖然我認為這根本不可能,可是我決定在繼續調查下去之前把它說清楚。也許有一個失戀的情人謀殺了布朗納夫婦,那隻男人的耳朵可能就是布朗納的。這一點可以想像,雖然這一說法遭到許多人的強烈反對。所以我拍了個電報給我在利物浦警界辦事的朋友阿爾加,請他去查明布朗納太太是否在家,布朗納是否已乘‘五朔節’號走了。後來,我和你就去瓦林頓拜訪薩拉小姐去了。首先,我想急於知道,這一家人耳朵相似的程度。至於她能否提供給我更重要的情報,我並不抱以太大的希望。她肯定在前一天已經聽說過這個案子,因為克羅伊登已經滿城風雨,而且隻有她一個人知道這個包裹是寄給誰的。如果她願意協助司法部門,她可能早已向警方報告。顯然我們必須要見到她,於是我們就去了。我們發現有關包裹的消息給了她那麼大的影響以致於得了腦病。我們進一步得知,她了解這件事的全部情況,但同樣清楚的是,我們必須等待一段時間才能得到她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