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研究同其他一切研究工作一樣，有兩點是從事研究所必備的條件。一是研究的對象，二是研究的依據，這兩者統隸屬於小說文獻的範疇。沒有研究對象就無所謂研究。沒有《石頭記》哪來《紅樓夢》研究？此理甚明。同樣，研究《紅樓夢》，研究小說需要可靠的版本，需要可靠的與之相關的史料。《紅樓夢》研究需以前八十回的脂評本為版本依據，需要記載江寧織造曹家與康熙、雍正帝來往密折的檔案史料；若以《紅樓夢》後四十回，或修改後的一百二十回為版本依據，所謂的研究就沒有堅實的基礎，所得出的結論必距曆史的原貌愈來愈遠。鄭振鐸先生有一段話，將此理講得淺顯明了，今列於下： 研究中國小說的方向，不外“史”的探討與“內容”的考索。但在開始研究的時候，必須先打定了一種基礎，那便是關於小說本身的種種版本的與故事的變遷。不明白這種版本的與故事的變遷，對於小說之“史”的及內容的探討上是有多少的不方便與不正確的。記得有人論《水滸傳》的社會，而所據的版本，卻是金聖歎腰斬的七十回本，於是便縱談到“作者”為什麼要把盧俊義的夢境作為結束的原因。這豈不是“一著錯，全盤都錯”了麼？又有人真的相信陳忱的《後水滸傳》乃是明人作的，因為《序》上有“萬曆”字樣，又有人相信它是元人的東西，因為首頁的中縫，有“元人遺本”四字。這豈不也是顛倒了曆史的事實了麼？所以，“版本”、“目錄”的研究，雖不就是“學問”的本身，卻是弄“學問”的門徑。未有升堂入室而不由門循徑者，也未有研究某種學問而不明了關於某種學問的書籍之“目錄”、“版本”的鄭振鐸《中國小說史料·序》，見孔另境《中國小說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頁。。所以小說文獻是從事小說研究的基本條件，文獻學的視角與方法也是小說研究的首要視角與方法。
那麼，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的對象——文本的麵貌如何呢？至少在上一世紀初之前，存在著四個方麵的問題。其一，小說目錄混亂，且時斷時續，殘缺不全。就唐前而言，小說的概念沒有明確的內涵，故而造成了小說目錄學的雜亂。以《漢書·藝文誌》為例，其中所列“小說”十五家，1830篇，既無人物形象，也非完整的故事，不過是“街談巷語”的雜說一類，沒有一篇是真正意義上的小說。且這些篇目都散佚了，造成了文本的一個空白時代。至於後來的史書，直到《四庫全書總目》，也還程度不同地存在著與史傳、雜傳、雜事、雜家等攪混在一起的問題。所以就古代典籍的目錄學而言，小說的目錄並不那麼清晰（私家藏書、著錄要好一些），以至於魯迅寫《中國小說史略》時，不得不自己下苦功去搜集、閱讀小說，不得不花更多時間去弄清自己的研究對象的麵目。而事實上寫入《中國小說史略》中的小說數量有限，魯迅因未能讀到作品而留下了不少遺憾。如果那時有一本專門的小說目錄，就不會如此。可見小說文獻對於小說研究史的重要性，也說明，從上一世紀初，對於小說研究者來說，小說文獻的研究多麼迫切，任務多麼艱巨，便可想而知了。其二，讀者能見到的小說文本直到上一世紀中葉，仍是十不及一。尤其是通俗小說大量被塵埋或流失境外。其三，能見的小說文本的版本良莠皆存，混亂不明。馬隅卿（廉）有《舊本三國演義版本的調查》著錄版本9種，趙孝孟有《水滸傳版本錄》著錄不同版本40餘種，以後研究版本的文章甚多，然而關於《三國演義》、《水滸傳》以及《西遊記》、《金瓶梅》乃至《紅樓夢》的版本，直到目前還不是那麼清楚。小說版本研究存在著廣闊的空間。其四，已發現和不斷發現中的小說文本字句脫落者，錯字、別字、同音異字者隨處可見。以上四個方麵問題，使得弄清小說研究對象成為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的首要而艱巨的任務。同時，四個方麵的問題使得小說研究者將研究的視角集中於此，逐漸形成小說文獻學研究的六種視角與方法，即目錄學的視角與方法、輯佚學的視角與方法、分類學的視角與方法、校勘學的視角與方法、版本學的視角與方法、史料學的視角與方法。為了敘述的連貫性，我們將與目錄學關係緊密的輯佚學、分類學的視角與方法置於目錄學中加以說明，而將校勘學與版本學合二為一並之敘述。
第一節目錄學的視角與方法
小說目錄學的最終目的在於從古書中整理出一個小說目錄，以便確定小說研究的對象和這個對象的範圍，給從事小說研究的人指出所應讀之書。說得簡明點，就是以書的目錄形式確定小說研究的對象。由此可知，這一視角所涉及的知識領域包括： 小說觀念的確定；小說文本及相關史料的搜集；小說類型的劃分；小說產生時間的界定及曆史排序。
一、 小說觀念的確定
中國古代傳統目錄學中的小說觀念，從總體上說落後於小說的創作，由此造成的小說觀念與小說創作分離的現象十分明顯且很嚴重。就小說創作而言，至少到了六朝時，就有了現代意義的小說，如《穆天子傳》和《搜神記》中的誌怪小說、《世說新語》中的誌人小說。唐代出現的“傳奇”，在“有意為小說”的意識方麵較之六朝更自覺。唐、宋兩代的話本，明、清的長篇、短篇、中篇小說數量驚人。然而，自六朝直至清代編《四庫全書》時，史家或四庫館臣們的小說觀念一方麵依然沿襲著《漢書·藝文誌》中的觀點，將小說視為“街談巷語”、“道聽途說”的“小道”，另一方麵，承接史家之觀點，或將小說與雜史、雜傳類並列（如《舊唐書·經籍誌》），或將其剔出史傳（如《新唐書·藝文誌》），從而使得小說的概念更龐大而雜亂。直至《四庫全書總目》仍是如此，仍將小說從史傳中剔出，而列入雜史、雜傳和雜說的小說家之中。《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序》雲：“小說九百，本自《虞初》。《漢書·藝文誌》載《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注稱武帝時方士，則小說興於武帝時矣。……跡其流別，凡有三派： 其一敘述雜事；其一記錄異聞；其一綴輯瑣語也。唐宋而後，作者彌繁，中間誣謾失真、妖妄熒聽者，固為不少；然富勸戒、廣見聞、資考證者，亦錯出其中……”整個思路不出孔子“雖小道，也有可觀，致遠恐泥”的框架。所不同者，小說的觀念更龐雜，除“瑣語”外，又加入了原隸屬於史書的“雜事”、“異聞”兩類，與現代意義的小說概念尚有較大距離。所以小說文獻的研究方法，首要任務就是在理論上確定小說之概念。
確定小說概念首先遇到的問題是： 以西方小說概念為準，還是依中國古代小說概念為據？中國古代小說概念是雜亂的，需細加甄別和改造。西方小說概念是先進的，但並不一定與中國古代小說全吻合。況且，我們研究的是中國古代小說文獻，既不能脫離中國小說創作的實際，也不能完全拋棄傳統目錄學於一旁而不用，故不得不在方法上要注意兩個立足點與兩個結合。兩個立足點即： 立足於中國古代小說創作的曆史實際，立足於中國目錄學特別是小說目錄演變的曆史實際。兩個結合即： 將西方的小說觀念與中國小說創作的實際相結合，尋找符合中國小說發展特性的小說觀念；將西方的小說觀念與中國傳統的目錄學相結合，對傳統目錄學著作所載小說進行甄別，去非納是，重新建立符合小說文體的小說目錄學體係。後一點好辦，不少目錄學著作就這樣做了。如朱一玄、寧稼雨等編著的《中國古代小說總目提要前言》明確表示：“在充分尊重與繼承古代小說目錄學成就的基礎上，依照今人對小說概念的理解，確定古代小說的範圍，是我們在編纂本書時首先要解決的一個問題。”而其解決的方法也很明確：“我們對曆代書目中著錄的小說家作品，予以認真甄別，選取其中大致屬於小說的作品，剔除那些完全沒有小說因素的文言筆記。而對於曆代書目並不著錄於小說家之列或未予著錄，但明顯屬於小說的作品，亦盡量予以收錄。同時，我們還考慮到中國古代小說發展的曆史與基本事實，對於一些含有小說因素，並對中國古代小說發展具有一定影響的作品，如一些筆記和詩話等，亦酌情采錄。”朱一玄、寧稼雨、陳桂聲《中國古代小說總目提要前言》，《南開學報》1996年第2期。關於前者，即將西方小說觀念與中國小說創作的曆史事實相結合，則由於中國古代小說創作的曆史有明顯的變異性，唐前“殘叢小語”類小說與西方小說觀念相距較遠（與傳統小說觀念較近），唐及其以後小說，特別是白話通俗小說則與西方小說概念基本相合，故以中國通俗小說為契合點，溝通西方小說概念，確定中國小說的概念，便成為一條可行之路徑。許多學者在研究中走的正是這樣一條路。
今略舉幾例： 蔣瑞藻的《小說考證》。此書將戲曲也列入小說之列，可知作者的小說觀念尚不十分明確。但他已認識到，現代小說與古小說概念的差異，其卷一雲： 今之小說，非古之小說也。今之小說，其殆出於宋天聖、嘉祐間乎？傳言仁宗禦宇，國家閑暇，朝臣日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平話日出，海宇風靡。說明蔣瑞藻已看到通俗小說即現代小說。不僅如此，他還將小說分為“小說”與“平話”兩類。“小說所以敷衍正史，而平話又以敷衍小說，小說間或有與正史相同，而平話則皆海市蜃樓，憑空架造，然其中亦有標異出奇，豁人心目者。”由此可知，他所說的“小說”多指文言小說，而所謂“平話”，則指通俗小說。然進一步追問： 小說文體與其他文體的具體區別是什麼？卻未予以說明。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雖無專論小說概念的文字第一篇《史家對於小說之著錄及論述》，主要敘述史家視野下的小說概念和著述，認為史家成見，自漢迄今，蓋略同。然而，他並未闡述自己的小說概念。，然在曆史的梳理與陳述中，表達出小說的本質在於虛構、敘事、文采。並以此為標準，論述唐代傳奇與此前小說本質的差異，認定唐傳奇才是現代意義上的小說。小說亦如詩，至唐代而一變，雖尚不離於搜奇記逸，然敘述宛轉，文辭華豔，與六朝之粗陳梗概者較，演進之跡甚明，而尤顯者乃在是時則始有意為小說……此類文字，當時或為叢集，或為單篇，大率篇幅曼長，記敘委曲，時亦近於俳諧……幻設為文，晉世固已盛，如阮籍之《大人先生傳》，劉伶之《酒德頌》，陶潛之《桃花源記》、《五柳先生傳》皆是矣，然鹹以寓言為本，文詞為末，故其流可衍為王績《醉鄉記》、韓愈《圬者王承福傳》、柳宗元《種樹郭橐駝傳》等，而無涉於傳奇。傳奇者流，源蓋出於誌怪，然施之藻繪，擴其波瀾，故所成就乃特異，其間雖亦或托諷喻以紓牢愁，談禍福以寓懲勸，而大歸則究在文采與意想，與昔之傳鬼神明因果而外無他意者，甚異其趣矣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八篇《唐之傳奇文》（上），《魯迅全集》第9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70—71頁。。在這段評述文字中，談及“文辭華豔”、“施之藻繪”、“究在文采”；“敘述宛轉”、“記敘委曲”；“幻設為文”、“意想”、“擴其波瀾”；“篇幅曼長”；“有意為小說”。可知魯迅是將虛構、敘事、文采、篇幅長短和有意為小說五項內容，作為評定是否為小說的標準的。他雖並未專寫小說概念的文字，但在他的評述文字中已流露出他的小說觀念。
鄭振鐸在談及短篇小說時，也有類似的議論，且講得更明白： 中國的短篇小說，在唐代才開始發展，才有具有很美麗的故事和很完善的結構的作品流傳下來。在這個文學藝術的偉大時代之前，我們已經產生了很漂亮、很動人的故事和傳說，還可能已有了完美的短篇小說，但大部分沒有保存下來。就保存到今天的唐代以前的故事和傳說看來，他們一部分是和古代的寓言分不開的，那就是引用了故事和傳說，來說明某些哲學家的論據的；其他一部分，其中一部分乃是宗教徒們……用來宣揚宗教的信仰的。……還有的一部分，乃是記錄人世間的嘉言善行或漂亮的言語，可笑的舉動的。……但都是相當地簡短、質直的記載，隻是瘦骨嶙峋的故事和傳說，還不能夠構成有血有肉、有聲有色的短篇小說。到了唐代方才產生了描寫婉曲、想像豐富、人物的性格寫得很真實的短篇小說。這裏，鄭振鐸先生比魯迅先生上述小說觀，又多出了兩項內容： 人物性格、結構的完整。再往後一段時間，鄭振鐸先生還將中國小說與西方小說加以比較，提出了中國小說的五大特質： 根據口頭傳說寫下來的；第二人稱的敘述，中間夾雜議論；說唱相間、詩與文相雜；招攬觀眾的說唱結構；善設關子，製造驚險，逗引觀眾興趣鄭振鐸《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小說傳統》，《鄭振鐸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88—289頁。。
從以上所舉數例可以發現，２０世紀對於小說觀念的探討，有三個共同點： 其一，西方小說觀念對於研究者的影響是根本的，故而他們都自覺或不自覺地以西方小說觀為標尺來評述中國古代小說；其二，研究者們的立足點始終是中國古代小說，雖對傳統目錄學多有不滿，但也能將其不斷改造成現代小說的目錄著作；其三，小說觀念的闡述以西方小說理論（研究者當時的小說理論）為參照，以古代中國小說創作的實際為研究對象，尋找兩者的結合點，體現出西學為用，中學為體的中西結合的思維模式。而不僅中國小說觀念、小說理論是利用這種模式和方法建立起來的，小說學乃至文學研究也是用這一模式建立起來的。
二、 小說文本及相關史料的搜集
收集流散於各地的書，編錄其名目，是一項很艱辛的學術工作。行家都知道，凡在目錄學上有所貢獻的人，都是該學科、某領域能占有大量第一手資料的大家。換言之，非學有所長的學者是做不好這項工作的。
從使用者角度而言，不僅要求查找書籍方便，更要求目錄一類的書可靠、可信。使用者的這種要求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麵： 一是盡量做到全而無遺漏；二是一書多目，同而有別，繁而有序；三是每書來自何處，到何地可查閱，使本本有著落。這三個方麵的基本精神就是讓人覺得你的書目信得過，靠得住，可用，方便。
若要做到全麵而無遺漏，自然須有此興趣、有誌在必得的誌向，有不怕花時間、氣力、財力的勇氣，有不怕動腿跑路、動手謄寫的勤勞，更須是以尋書為業、以尋書為樂、以尋見書為喜，“得之，往往大喜數日”，“失之，則每形之夢寐”《清代文集目錄跋》，《鄭振鐸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859頁。的尋書家、藏書家。至於尋覓書的範圍、途徑，也當是愈廣方愈全，愈全方愈好。大陸內外，國家內外；國外大圖書館、國家藏書之館、私家藏書之室；大書場、小書攤，長耙廣耬。中國古代小說，地位本來低微，曆來被視為不登大雅之“小道”，受士人鄙視，加之卷帙愈到後來愈大，刊刻費用高，故罕見樂於出厚資收藏者，再加上國內烽煙戰亂不斷、曆朝帝王禁毀，故而能存下來者，九牛一毛。而西方國家一向重視、喜歡小說，日本也曆來喜愛中國文化，明治維新後又受西方文化影響較大，再加上天皇之製，國內較少戰爭，故而在國外，特別是日本保存的中國古代小說的數量，特別是通俗小說的數量，比中國本土豐富得多，於是吸引了一大批中國學者前往訪書，或借工作之便進入國外圖書館尋寶。上一世紀不少人傾心於此，搜集的範圍相當廣泛，力求做到全而無漏。以大家熟悉的幾本小說目錄書為例，孫楷第先生為撰寫《中國通俗小說書目》，集一人數十年之力，不僅長時間蹲北平圖書館，訪查北平公、私藏書；還跑書攤，希冀意外發現；又東渡日本，細閱內閣文庫等多家圖書館；回國途中，入大連再查滿鐵圖書館內藏書；後來，仍擔心日久有遺漏，病中又請學生張榮起先生搜尋補入。雖然他的目光重點在大陸和日本，但也收錄了西方圖書館的小說目錄，如英國牛津大學圖書館藏明代劉龍田刊本《三國誌傳》、餘氏雙峰堂刊本《三國誌傳》、笈郵齋刊本《三國誌傳》等。而柳存仁先生的興趣則在英國倫敦博物院和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所藏中國小說，經係統查閱，編出《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韓國所藏中國古代小說的查閱整理工作，則由崔溶澈與樸在淵完成，他們查閱了韓國國會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國史編纂委員會、漢城市立圖書館以及一些大學圖書館所藏中國小說，編寫了《韓國所見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中國小說繪模本》附錄，江原大學校出版部，1993）。而新加坡所藏中國古代小說，則有賴於辜美高、李金生先生的查閱整理，著有《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圖書館藏中國明清通俗小說書目提要》。此外，傅芸子的《東京觀書記》（1938）、王古魯的《日本所藏的中國舊刻小說戲曲》（1943）、劉修業的《海外所藏中國小說戲曲閱後記》（1939，1940）、戴望舒的《愛斯高裏亞爾靜院所藏中國小說戲曲》（1941），也體現了對國外小說文獻的高度熱情。但有一種現象，也不必諱言，改革開放前，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前的一批學者，不少是藏書家（如鄭振鐸、馬廉、王國維、胡適、阿英、趙景深等），他們很注重收集私人藏書和民間藏書，鄭振鐸先生曾言：“幾無日不閱市，每見清人集，必挾之以歸。”《清代文集目錄序》，《鄭振鐸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854頁。因為中國書籍藏於民間和個人手裏的數量不亞於國家藏書館，大型的書籍的整理編纂（如《永樂大典》、《四庫全書》的收集）足以說明這一點。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特別是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民間和私家藏書焚毀、遺失嚴重，後來的學者在這方麵下工夫且做出成績來的便愈來愈少了。
書目的整理要做到“一書多目，同而有別，繁而有序”，更需要學識，需要態度認真、工作精細。而工作精細，表現於同中見異，故而，比較的方法，在比較中發現不同書的差異的甄別方法、品藻源流的方法，便顯得尤為重要。若隻是將同一書、不同版本排放在一起，往往造成使用者心中不明。孫楷第先生的學生張榮起先生費了很大氣力幫老師整理的書目，孫先生在最後整理中，竟不得不刪去“大約三分之一”，甚至不得不自己重新搞一遍。原因就在於張先生在將新目錄內容插進原書時，沒有做認真比較區分。孫楷第先生在介紹自己的方法時，講出了其中的原委： 因為我的書目，原有的版本注，並不是遇本即書，把所見本子毫無分別的放在一塊，而是閱書時，曾經把諸本大致比較過，略知其異同得失。編目時按次第甲乙寫的。所以我的注目，自有條理。張先生所添諸本，既為我所未見，在我的版本注中，頗覺難以位置。而且，我的解題是與所注諸本相應的。張先生所注諸本，我既不詳其序跋，現在引用，亦恐與我的解題不相應。所以，我反複考慮，結果是不敢多用。所謂“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也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首《重訂通俗小說書目序》，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4—5頁。。“但求無過”，正是治目錄學者的嚴肅態度與求實精神的體現，而“把諸本大致比較過，略知其異同得失”，正是其眼光、識力、學力之處。著《古小說簡目》的程毅中也說：“有的書有多種版本，需要切實比較才能弄清它的源流和優劣。”這一點《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做得較好，從該書卷四《明清小說部乙·煙粉第一》中的《金瓶梅》一書的目錄，可見一斑。孫楷第先生列入《書目》中的《金瓶梅》有13種，他經比較勘對，將這13種《金瓶梅》首次以詞話本（包括四種本子）、說散本（包括四種本子）、張竹坡本（包括五種本子）三類將其差異性分開，每類中各個本子間的差異，每個本子的特點都寫得詳盡而明白。而且三類版本之後，每一類都有孫先生的按語。按語中的述評文字，或追源敘流，或提綱挈要，或測述作者，每中肯綮。而《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就是中國通俗小說中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其意義在於對各部書皆能比較甄別，品藻源流、擇其精要，見其異同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