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說的臭豆腐指臭豆腐乳。過去是小販沿街叫賣的：
“臭豆腐，醬豆腐，王致和的臭豆腐。”臭豆腐就貼餅子，熬一鍋蝦米皮白菜湯，好飯！現在王致和的臭豆腐用很大的玻璃方瓶裝，很不方便，一瓶一百塊，得很長時間才能吃完，而且賣得很貴，成了奢侈品。我很希望這種包裝能改進，一器裝五塊足矣。
我在美國吃過最臭的“氣死”（幹酪），洋人多聞之掩鼻，對我說起來實在沒有什麼，比臭豆腐差遠了。
甚矣，中國人口味之雜也，敢說堪為世界之冠。
［鑒賞］
汪曾祺（1920~1997），江蘇高郵人。著名作家、劇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說集《邂逅》、《汪曾祺短篇小說選》，京劇劇本《沙家祺》（改編），短篇小說《受戒》等；散文集有《蒲橋集》、《汪曾祺散文隨筆選集》等。今有《汪曾祺文集》、《汪曾祺全集》行世。
《五味》是一篇寫“食文化”的“隨筆”散文。
文章按酸、甜、苦、辣、鹹（即通常所說的“五味”，最後又外加“臭”）的順序，有條不紊地依次道來，表現了他高超的“敘說”能力。值得一說的是：他在“聊”中國各地的“食文化”，說明其“口味之雜”時，並不去吊書袋、引文獻，而是以自己的親經實曆為主線，句句有所本，處處無虛言，讓人感到作者談笑風生，舉重若輕，不愧為見多識廣的文學大師，即使是寫一篇小小的“隨筆”，也顯露出了深厚的文化蘊涵。
汪曹祺是善寫地方民俗、風情的高手。他認為：“民俗是一個民族集體創作的生活的抒情詩。”這在其所寫的小說、散文中都有鮮明的表現。這篇《五味》，其實也是在寫各地民俗（飲食習慣），通過對五味不同的嗜好，生動表明了中國各地的“口味之雜”—而了解、認識這一點，在很多方麵都是頗有意義的。
汪曾祺的散文十分重視寫“我”。他說：“要能認識自己、發現自己，並且，應該不客氣地說，欣賞自己。‘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還說：“我和我比，我第一！”這是很有氣魄的！有時雖多寫“風俗”，看似無“人”，但實際上“人在其中，卻無覓處”—那是“以物寫人”呢。這一點，要學。
至於文字的爐火純青，簡樸、老到，那就無須多說了。
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
汪曾祺。
沈先生在聯大開過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三門課我都選了，—各體文習作是中文係二年級必修課，其餘兩門是選修。西南聯大的課程分必修與選修兩種。中文係的語言學概論、文字學概論、文學史（分段）……是必修課，其餘大都是任憑學生自選。詩經、楚辭、莊子、昭明文選、唐詩、宋詞、詞選、散曲、雜劇與傳奇……選什麼，選哪位教授的課都成。但要湊夠一定的學分（這叫“學分製”）。一學期我隻選兩門課，那不行。自由，也不能自由到這種地步。
創作能不能教？這是一個世界性的爭論問題。很多人認為創作不能教。我們當時的係主任羅常培先生就說過：大學是不培養作家的，作家是社會培養的。這話有道理。沈先生自己就沒有上過什麼大學。他教的學生後來成為作家的，也極少。但是也不是絕對不能教。沈先生的學生現在能算是作家的，也還有那麼幾個。問題是由什麼樣的人來教，用什麼方法教。現在的大學裏很少開創作課的，原因是找不到合適的人來教。偶爾有大學開這門課的，收效甚微，原因是教得不甚得法。
教創作靠“講”不成。如果在課堂上講魯迅先生所譏笑的“小說作法”之類，講如何作人物肖像，如何描寫環境，如何結構，結構有幾種—攢珠式的、桔瓣式的……那是要誤人子弟的。教創作主要是讓學生自己“寫”。沈先生把他的課叫做“習作”、“實習”，很能說明問題。如果要講，那“講”要在“寫”之後。就學生的作業，講他的得失。教授先講一套，讓學生照貓畫虎，那是行不通的。
沈先生是不讚成命題作文的，學生想寫什麼就寫什麼。但有時在課堂上也出兩個題目。沈先生出的題目都非常具體。我記得他曾給我的上一班同學出過一個題目：“我們的小庭院有什麼”，有幾個同學就這個題目寫了相當不錯的散文，都發表了。他給比我低一班的同學曾出過一個題目：“記一間屋子裏的空氣”！我的那一班出過些什麼題目，我倒不記得了。沈先生為什麼出這樣的題目？他認為：先得學會車零件，然後才能學組裝。我覺得先作一些這樣的片段的習作，是有好處的，這可以鍛煉基本功。現在有些青年文學愛好者，往往一上來就寫大作品，篇幅很長，而功力不夠，原因就在零件車得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