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成電一起奮鬥
林為幹
1955年，我36歲，四年前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取得博士學位，在祖國建設需要的感召下，放棄做美國助教的優裕生活，輾轉回國。1951年8月回到家鄉廣東。彼時國內百業待興，大學教育規模和層次亟待擴大和提高，因為專業水平及黨和國家的信任，我在廣州的華南工學院電訊係（全中南區唯一一個）任係主任。
1955年，周恩來總理親自部署，將當時國內理工科實力最好的華南工學院、南京工學院、交通大學（上海）的電訊工程有關專業調出，在成都建立無線電工程學院。其實當時我還沒想到我會隨著這次調整到成都，直到有一天國防工業部第七局局長吳立人來到學校訪問，他找到我說：“根據中央的決定，你將被調到新成立的成都電訊工程學院工作，你現在就跟著我走吧，暫時擔任我的人事處處長，到廣州、上海的高校去摸底。”派我到艱苦的地方去開創一片新天地，這是國家對我的肯定與鼓勵，我當即答應了吳立人的要求。我跟隨他一起到上海交通大學、南京工學院、華南工學院考察，吳立人負責與學校領導商議西遷的事，進行政治摸底，籌建領導班子，我則訪問學校教師，向他們了解對新學校的意見要求，同時進行業務摸底，考慮教學骨幹的安排。在當時的氣氛下，一切人、財、物都能因國家的需要而迅速集中起來，很快我們的工作就完成了。教師、學生、儀器設備、圖書館，都隨船隨車到了成都。經過各方麵的努力，到成都電訊工程學院正式成立時，我們學院已經有教師100多名了。接下來就是學校的建立，四川省政府把當時的成都平原最豐產的地方（就是現在學校沙河校區所在的位置）給了我們，我們在一片稻田裏開始修建當時號稱“全國高校最大”的學校主樓。
1956年9月，1445名新生入校，標誌著我們的學校正式成立了。吳立人擔任學院第一任黨委書記兼院長，兩位副院長都是從延安來的，而我和另一位曾負責中央領導辦公室總務工作的同誌一起擔任院長助理，他管學校常務，我管教學科研。1957年，在整風運動的後期，我加入了共產黨，1958年我當選四川省人大代表。
建校時的學校，到處是塵土、到處是泥漿、到處是建設的痕跡。課餘時間，師生們積極參加學校的建設，主樓的水磨石地板就是學生們利用課餘時間磨出來的。新學校蓬勃的朝氣感召著我努力工作、艱苦奮鬥。我當時就想，很多和我一樣年輕的知識分子都到延安去了，而我卻在祖國最需要我的時候去了美國，既然現在回來了，就要有吃苦的準備，努力去工作，為國家培養現代化建設需要的人才。
當時內地的電訊專家非常少，學校有三位蘇聯專家——列別捷夫、羅金斯基、布拉津，這在當時的川內學校中算是多的。記得劉盛綱跟從蘇聯專家攻讀副博士學位，畢業論文答辯時，需要找教授評議，尋遍四川共尋到兩個，再加上我，一共才三個博士。當時教微波學的，全校就隻有顧德仁老校長和我兩個人，他教大專班，我教本科班。兩個班的學生總共才60多人。由於師資力量的緊缺，很多畢業生一畢業就留校當了老師。而我當時的工作，除了擔任院長助理，還要教學、做科研和自學微波學的相關課程以及搞師資培訓。每天的時間都被排得滿滿的，但我一點也不覺得累，因為既然選擇了就要有一往無前的勇氣和爭創一流的精神。1960年，孫俊人對我說，你專心搞科研吧，爭取出一些大成果。我逐步放下手中的行政工作，投入到研究中。
我的一生中，生活還算平坦，但也遇到過挫折、不幸和遺憾，但我都把這些看成是上天賜予我們的不可多得的去體味生命的完整和真實、去豐富生命的營養的機會。
記憶裏最深的是20世紀70年代，學校的很多教師都被當做“黑五類”下放農場改造。最開始我是被安排在學校改造，先安排去修補主樓地下室，疏通下水道及進行內部改造等，後來又讓我去負責植樹。現在學校沙河校區學生宿舍15幢前的很多樹木都是當時我們種下的。不久之後，他們認為我隻會吃飯不會勞動，就又把我和學校的其他一些老師下放到重巒疊嶂的西昌灣丘“五七”幹校裏勞動。
那裏陽光非常好，但是很窮。在那裏的7個多月的日日夜夜裏，我們被安排趕過牛、扛過鋤頭、拿過火鏟……作為重點改造的對象，我被監視得特別嚴厲。那時候，隻要我一開始犁田，旁邊就有很多人盯著我，讓人絲毫沒有半點休息的機會，並且還要犁得讓他們滿意。繁重的勞動讓很多人都吃不消，身體一天天消瘦，但我們學校下放去的老師都還特別能吃苦，總是會提前完成任務。
他們看我犁田沒問題後，又讓我去燒火做飯。我做飯也做得好，大家都誇我。並且我還運用自己學到的知識，幫助他們把一道道泉水從山下引上山來。白天的勞動結束之後，晚上我就開始看書學習、讀外文期刊、寫論文。有時候還和其他老師討論學術上的問題。我告訴自己即使來勞動改造也不能放棄學習和研究。《微波網絡》《微波理論與技術》《電磁場工程》《電磁場理論》等著作都是在那個時候開始醞釀誕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