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書原名為《80後文學史》，考慮到諸多因素，此次出版時更名為《筆尖的舞蹈》。去掉一些學術化的影子，這樣看上去似乎更文藝。
某次與一幫文藝青年相聚，席間談及曆史及曆史遺留問題，一個大齡文藝女青年在聽罷某著名新銳評論家關於哪些不出名的作家和詩人終會被曆史記住及哪些目前雖名聲顯赫但作品經受不住時間考驗最終會被曆史遺忘的闡述後，突發最強音，我們與曆史同行。此言一出，立馬掌聲雷動。而事實又何嚐不是如此？中國的知識分子曆來都有把“留名青史”作為個人價值體係範疇內的終極追求。但最終能夠被曆史記住的卻僅僅是少數人。那沉默的大多數，不是因為自己主動選擇沉默，而是他們在某種曆史強權的話語體係高壓下無法發聲，我們很難聽到那“被沉默”的大多數中最真實的聲音；事實上，我們所聽見的聲音很多都是意識形態左右下扭曲的不真實的雜音，我們所能見到的曆史往往是被遮蔽和被過濾後的曆史。有人說“時間是最好的老師”、“時間能說明一切”，但遺憾的是，時間最終把所有的學生都殺死了。所以，若從方法論的角度來說，把曆史交給時間的做法本身就是不科學的、落伍的。每一個人都是曆史的締造者和改寫者。但曆史的記錄者總是動作遲緩，或有意欲蓋彌彰，因此，史無對證的情形時有發生。
在信息傳播速度如此之快和信息傳播方式如此發達的今天，我們對於曆史的態度和研究方法是否應該轉變？這無疑是一個亟待研究和解決的問題。在這個問題解決之前，作為有與曆史同行意識的我們，是否該做點什麼？這就是我寫作此書最重要的目的。
自“80後”一詞產生以來，這個群體一致飽受非議。什麼“不負責任的一代”、“頹廢的一代”、“垮掉的一代”等批判、指責甚至謾罵充斥於耳。首當其衝的80後作家和80後文學，更一直承受著來自新聞媒體、傳統文學和文學評論界的各方質疑和批判，鮮有肯定者。一些學者和批評家總以為我們這群作家和詩人年齡還小，還是孩子，甚至有人說，80後作家所寫的東西還十分幼稚，根本沒有什麼思想，因此，他們還不能被稱為“作家”，他們的作品還不是文學作品，而僅僅是習作。我自己也曾不隻一次遭遇這種尷尬的局麵，比如在某次飯局上，某位作家當著大家的麵義正言辭地說，許多餘寫的作品肯定是膚淺的。我問他讀過我的作品沒有，他理直氣壯地說沒有。我也曾遭遇一位官場文人，其對待我和同行們的論調同樣處於一種十分鄙夷甚至不齒的境地。在這種情況下，我一般都給予了激烈的還擊，我十分討厭在對別人作品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就做出武斷，甚至是惡意中傷的評價。凡有這種市儈氣息的——不管他是多麼有名的前輩，我一概毫不留情地予以鄙視。當然，我並不是想以此舉來為自己和80後作家這個群體爭取和證明什麼，因為那時的受眾是狹小的，他不足以代表當前社會文藝界的態度，但憤怒有時難免讓人失去平靜，與以往幾個年代的寫作者不同，我們並不太關心所謂的普世價值、官方權力話語體係和處世原則，我們更關心的是個體獨立人格的尊嚴。
在當前物欲極其膨脹的社會背景下，能夠選擇堅持寫作，並把寫作當成理想來追求的人，是需要勇氣的也是值得尊重的。正如某位教授在一次課堂上對他的學生說，現在熱愛詩歌和堅持詩歌創作的人，是需要勇氣和值得尊重的。我們能承受貧富差距的逐漸拉大並且安貧樂道，但無法容忍自己一再被忽視或者被侮辱。我始終認為，敢於對立和敢於反抗是一種可貴的精神，是將自己與世俗隔離以免受其侵害和騷擾的唯一方式。體驗和經驗固然重要，但作為一個文學創作者，若喪失了起碼的人格尊嚴、道德意識、童真、浪漫主義和烏托邦情懷，其作品也必然充斥著現實主義和功利主義的世故圓滑，當所有的文學和藝術都成為教唆向惡的工具，成為謳歌政治化的空泛大時代的發聲筒，而變成處世哲學的另一種故弄玄虛的翻版——文學作為人類靈魂清潔劑的功用何在？文學作為理想追求的意義何在？文學創作的經驗不是要求所有的作家都需要把自己變成“所有人”，而僅僅是需要作家去感受“所有人”。很多人在描述那些偉大的作家和藝術家時，都喜歡說“像一個永遠長不大的孩子”，事實上，所有能夠修成“正果”的作家或藝術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捍衛住了自己的單純。青春和愛情一直是人類藝術中兩個永恒的命題，這難道不正是青春文學的價值所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