鶴子小
1984年，瑪格麗特·杜拉斯已70歲了。在這一年，她寫出了轟動世界文壇的小說《情人》，並以此獲得了法國著名的龔古爾文學獎。70歲的杜拉斯，她的內心依然充滿了生機與激情，她的寫作依然充滿了藝術的創造力，她的小說語言依然是那麼的簡捷與敏銳。
《情人》是一部帶有自傳性質的作品。記憶的閘門一旦打開，往事便如江潮一樣決堤而來。我相信，那種積澱得太久太久的情感之潮汐，曾一次又一次地撲打著杜拉斯心靈的堤岸，直到晚年，直到白發蒼蒼，亦不能平息，無法平息。由此，我把《情人》看作是杜拉斯情感世界的一次“泄洪”，是她對自己人生的再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回眸。
小說的開始令人著迷而沉醉：
我已經老了。有一天，在一處公共場所的大廳裏，有一個男人向我走來。他主動介紹自己，他對我說：“我認識你，永遠記得你。那時候，你還很年輕，人人都說你美，現在，我是特為來告訴你，對我來說，我覺得現在你比年輕的時候更美，那時你是年輕女人，與你那時的麵貌相比，我更愛你現在備受摧殘的麵容。”
這樣的敘述，讓我想起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第一章的開頭：“許多年以後，麵對行刑隊，奧雷良諾·布恩地亞上校將會回想起，他父親帶他去見識冰塊的那個遙遠的下午。”同樣是回溯性敘事的開始，但是，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情景是寫實的，而杜拉斯的情景，卻是虛擬的。因為她接下來這樣寫道：“這個形象，我是時常想到的，這個形象，隻有我一個人看到，這個形象，我卻從來不曾說起。”然而，“真實”就在這樣的語境下同時產生了，那是杜拉斯真切的心靈世界：“在所有的形象之中，隻有它讓我感到自悅自喜，隻有在它那裏，我才認識自己，感到心醉神迷。”
往事，在生命曆史的雲煙深處，清晰與朦朧，真實與虛幻，交織在一起，彙集而來。70歲的杜拉斯在這樣的回憶中，幾乎是理智的，又是冷峻的，但是卻無法壓抑內心蓬勃的激情。“太晚了，太晚了，在我這一生中，這未免來得太早，也過於匆匆。”
——那是在湄公河的輪渡上，一個才十五歲半的白人少女，邂逅了一個來自中國北方的黃皮膚男人，繼爾發生了一場令人刻骨銘心的“愛情”——這是愛情嗎？也許有這樣的成分，但是我更多地看到了性愛的激情與絕望。性愛的激情是真實的，性愛的絕望也是深刻的。惟獨愛情是虛幻的。這個美麗的、早熟的白人少女，其時正經曆著家庭創業不可逆轉的敗落，貧窮的陰影之下，與那個黃皮膚情人的肉體之愛，在不可名狀的歡愉中是如此的瘋狂而墮落。而情人的父親，一個中國富翁，卻不允許自己的兒子把這個白人少女娶回家。
這樣慘痛的經曆真是無比絕望。杜拉斯的敘述，那種如電影鏡頭一樣化入化出的文字片段，充滿了冷峻、悲愴與低沉。她的內心無疑是唯美而富於詩意的，隻要看看她的作品名稱就可知道，《琴聲如訴》、《長別離》、《廣島之戀》、《黃色太陽》，包括《情人》等等，可她的現實卻是如此醜陋不堪，貧苦糾纏了她的一生，以至於連回憶都是那麼的窘迫與枯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