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議會選出馬寅初為教務長後，胡適找我說：“我在什麼地方都喜歡做第一人，這次第一任教務長我要做，是你們出了主意，不要我做，我很不滿意。”我答曰：“你不滿意也隻好算了，我有什麼法子呢。”
胡適這個人，因緣時會，盜竊虛名，實際他是一個熱衷利祿的政客，並非潛心學術的文士。當年，陳仲恕震於胡適之聲名，曾到北大來聽過一次胡適講演，一聽之下，他聽出問題來了。他越聽越覺得熟悉，原來所講的是從顏習齋書上搬來，並且不加說明，據為己有。錢玄同也知道胡適這個秘密。有一次，胡適被邀作學術講演，此工會既成為時下忙人，自無功夫作什麼準備，玄同曾親眼看見胡適在講演之前，匆匆趕琉璃廠舊書鋪找了一本不知什麼書，大約就是一般人不大看的顏習齋著作之類吧，在洋車上翻閱一過，他這點鬼聰明是有的，裁裁剪剪，上講台發揮一通。此公行事，大率類此。
（三）“五四”運動時，胡適以“革命”為幌子，主張把北大遷到上海。有一天，我和幼漁、玄同、士遠、大齊等人正在商量事情時，胡適、羅家倫、傅斯年進來說：“我們主張把北大遷到上海租界上去，不受政府控製。”我們回答說：“這事情太大了，要商量。”羅家倫和傅斯年接著說：“搬上海，要選擇哪家教員、哪些學生可以去，哪些不要他們去。”我們一聽，這是拆夥的打算，不能同意。因為弄得不好，北大就會分裂，會垮台。於是決定在第二天早上七時開評議會討論。開會之前，我們要沈士遠去看胡適，告訴他，搬上海，我們不能同意。評議會討論的結果是不同意遷上海。胡適就來找我，他說：“以後北大有什麼事情，你負責！”我說：“當然要負責，不能拆北大的台。”
當時，我的思想是，學生的態度是激烈的，教師的態度實質上應當和學生一致，但態度要穩重，才能真正維護學生運動，使政府無懈可擊，不會解散北大。
蔡元培的走和蔣夢麟的來
蔡先生到北大後，盡管我們幫他的忙，但教育部袁希濤對蔡很不好，遇事掣肘。袁是江蘇教育會係統黃任之的左右手，時蔣維喬亦在教育部，他們就派教育部的秘書、蔡元培的連襟陳任中每天上午十一時挾著皮包坐在北大校長室監視蔡先生，遇事就橫加幹涉。蔡先生曾經很不痛快地對我說：“這真是豈有此理，連我派的管帳的人（黃幼軒）他們都要幹涉，並且派陳任中監視我，幹涉學校行政。”
教育部對蔡先生掣肘的詳細情況我不得而知，袁希濤對蔡不好，在我想來，是江蘇教育會已隱然操縱當時學界，想包圍蔡先生為江蘇教育會所用，而蔡先生被我們包圍了，因此他們就搗蛋，此在舊社會，亦係常有的事，在民初北京官場中更不足為奇。
蔣夢麟本是蔡元培的學生，後由黃任之送他去美國學教育，目的當然是為江蘇教育會係統培養人才。蔡先生到北大後，增設教育係，在評議會提出，聘蔣夢麟為教育係主任，大家同意，就打電報到美國去，要蔣夢麟回來。
不料過了幾天，蔡先生對我說：“不好了，黃任之大發脾氣，說我搶他的人，那就算了吧。”其事遂寢。蔣夢麟由美歸國後，我們也就不提此事了。
“五四”運動結束後，蔡先生離京，不知何往，北大評議會議定，派我和馬裕藻（幼漁）、徐森玉（時任職北大圖書館）、狄膺（學生代表）到杭州去找湯爾和，目的是迎蔡先生回來。湯爾和因北京各學校在“五四”運動中罷課，爾和即回杭州。我們不知蔡先生的行蹤，但肯定湯爾和是一定知道的，因此，直詣杭州。
到杭州後，先由我一個人去找湯爾和。我一到門口，爾和就迎出來，說：“我昨天就知道你來了，蔣竹莊從北京來電報說：‘某某陰謀家到杭州來了，你要注意！’”我聽了也不答腔，先問他蔡先生在何處，他說：“我明天陪你去看蔡先生。”
翌日，爾和偕我到西湖上某莊子（大約是劉莊），見到蔡先生，正在談話時，爾和走開了（打電話之類的事），蔡先生對我說：“很奇怪，爾和昨天來告訴我，你們來了，要我回去，但爾和勸我不要回去，我說，不回去怎麼辦呢？他說要蔣夢麟代替我做去校長，你說奇怪不奇怪？”蔡接著講：“我對爾和說，當初評議會通過辦教育係，要夢麟來，任之大吵，你現在要夢麟代我當校長，要通過任之才行。爾和說：任之昨天在杭州，現在到廈門講學去了，不必告訴他了。”蔡先生又說：“你說怪不怪！當初不同意，現在連講都不必和他講了。”
總之，蔡先生就答應了。蔡先生對湯爾和如此信任，任其擺弄，我始終不解其故。和蔡見麵後，爾和要我們回北京說：“蔡先生可以回來，但暫時不能來，由蔣夢麟代理。”北大諸人亦不知其故，就此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