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為一種事實上的表現，證明曆史上的一大原則，亦可名之曰曆史上的一個公式。什麼公式呢？
凡在變態的社會與國家內，政治太腐敗了，而無代表民意機關存在著；那末，幹涉政治的責任，必定落在青年學生身上了。
這是一個最正確的公式，古今中外，莫能例外。試觀中國的曆史，東漢末年，宦官跋扈，政治腐敗，朝廷上又無代表民意的機關，於是有太學學生三萬人，危言正論，不避豪強；其結果，終於造成黨錮之禍，牽連被捕死徙廢禁的，不下六七百人。又如北宋末年，金人南犯，欽宗引用奸人，罷免李鋼以謝金人，政治腐敗，達於極點，於是有太學生陳東及都人數萬，到闕下請複用李綱，欽宗不得已，隻好允許了。又如清末“戊戌政變”，主動的人，即是青年學生；革命起義，同盟會中人，又皆為年輕的學生；此為中國曆史上的證據。又觀西洋曆史，中古時代、政治腐化，至於極點，創議改革者，即為少年學生；一八四八年，為全歐革命的一年，主動的人皆為一班少年學生，到處拋擲炸彈，開放手槍，有被執者，非遭死戮，即被充軍，然其結果，仍不能壓倒熱烈的青年運動，亦唯此種熱烈青年運動，革命事業，才有成功之一日，是以西洋的曆史，又足證明上麵所說的一個公式。
反轉來講，如果在常態的社會與國家內，國家政治，非常清明，且有各種代表民意的機關存在著；那末，青年學生，就無需幹預政治了，政治的責任，就要落在一班中年人的身上去了。試觀英美二國的青年，他們所以發生興趣，隻是足球、籃球、棍球等等，比賽時候，各人興高采烈，狂呼歌曲；再不然，他們就去尋找幾個女朋友，往外麵去跳舞，去看戲，享盡少年幸福。若有人和他們談起政治問題，他們必定不生興趣，他們所作的，隻是少年人的事。他們之所以能夠安心讀書，安心過少年幸福者，就因為他們的政治，非常清明，他們的政治，有中年的人去負責任之故。故自反麵立論，又足證實上麵所講的曆史上的公式。
自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青年，對於社會和政治，總算不曾放棄責任，總是熱熱烈烈的與惡化的掙紮；直到近來，因為有些地方，過分一點；當局認為不滿，因而喪掉生命的，屢覯不鮮。青年人的犧牲，實在太大了！他們非獨犧牲學業，犧牲精神，犧牲少年的幸福，連到他們自己的生命，一並犧牲在內了；而尤以二十五歲以下的青年學生，犧牲最大。例如前幾天報上揭載武漢地方，有二百餘共黨員，同時受戮，查其年齡，幾皆在二十五歲以下，且大多數為青年女子。照人道講來，他們應該處處受社會的保障，他們的意誌，尚未成熟，他們的行動，自己不負責任，故在外國，偶遇少年犯罪，法官另外優待，減刑一等，以示寬惠。中國的青年，如此犧牲，實在犧牲太大了！“五四”偶談
傅斯年
我從來不曾談過“五四”，這有個原故：第一、我也是躬與其事之一人，說來未必被人認為持平；第二、我自感覺“五四”運動之隻有輪廓而內容空虛，在當年——去現在並不遠——社會上有力人士標榜“五四”的時代，我也不願附和。
但，現在局麵不同了，“五四”之“弱點”報上常有所指摘，而社會上似有一種心願，即如何忘了“五四”。所以我今年頗有意思寫寫當年的事實和情景，以為將來曆史家的資料，不意觀光陪都，幾乎忘了歲月。今天有一位西南聯大的同學來強我寫此一文，恍然一悟，今年的“五四”隻有三天了，不禁感慨係之。於是在一小時寫此一短文。
“五四”去今年二十四年整，以近代中國局麵變化之迅速而奇幻，若有人說，所謂“五四的精神”在今天仍可盡為青年所采用，是絕無這個道理的。時代已變，社會與政治的環境大有不同，若仍沉醉在這個老調，豈不近於傻，或近於情癡？不過，若有人說，“五四”全未留下好東西，應該忘了他，似乎也沒有這個道理。就外交上說，有“五四”的動蕩，而後巴黎和會上中國未簽字，而後又華盛頓會議，而後有美日在遠東之大不協，不協之久，至於開仗。這一線上固然有許多的原因，然而“五四”總不可不算是一個連鎖的不可少的一節。“昔日即今日之原因”，然則“五四”自有其曆史的價值。就文化說，他曾徹底檢討中國之文化，分別介紹西洋之文化，時所立論，在今天看來，不少太幼稚的話，然其動蕩所及，確曾打破了袁世凱段祺瑞時代之寂寞。若說當年學生不該反對政府，則請勿忘當年政府正是窮凶極惡的北洋係，安福係。若問當年學生何以鬧學潮，則亦是一種自然界之公式而已。昔日之事未必即可為今日之師，故今日自然絕不該是反政府鬧學潮的時代，但，也不要忘了當年情景不同，若以今日之不當如此，豈是曆史學之公道？“五四”在往年遭逢“不虞之譽”，今日又遭逢不虞之毀，我以為這都是可以不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