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是北京知識沙漠上的綠洲。知識革命的種籽在這塊小小的綠洲上很快地就發育滋長。三年之中，知識革命的風氣已經遍布整個北京大學。
這裏讓我們追述一些往事。一個運動的發生，決不是偶然的，必有其前因與後果。在知識活動的蓬勃氣氛下，一種思想上和道德上的不安迅即在學生之中發展開來。我曾經談過學生如何因細故而鬧學潮的情形，那主要是受了十八世紀以自由、平等、博愛為口號的法國政治思想的影響，同時青年們認為中國的遲遲沒有進步，並且因而召致外國侵略應由清廷負其咎，因此掀起學潮表示反抗。
第一次學潮於1902年發生於上海南洋公學，即所謂罷學風潮。我在前篇已經講過。幾年之後，這種學生反抗運動終至變質而流為對付學校廚子的“飯廳風潮”。最後學校當局想出“請君入甕”的辦法，把夥食交由學生自己辦理。不過零星的風潮仍舊持續了十五、六年之久。有一次“飯廳風潮”甚至導致慘劇。杭州的一所中學，學生與廚子發生糾紛，廚子憤而在飯裏下了毒藥，結果十多位學生中毒而死。我在慘案發生後去過這所中學，發現許多學生正在臥床呻吟，另有十多具棺木停放在操場上，等待死者家屬前來認領葬殮。
表現於學潮的反抗情緒固然漸成過去，反抗力量卻轉移到革命思想上的發展，而且在學校之外獲得廣大的支持，終至發為政治革命而於1911年推翻滿清。
第二度的學生反抗運動突然在1919年（民國八年）5月4日在北京爆發。此即所謂五四運動。事情經過是這樣的：消息從巴黎和會傳到中國，說歐戰中的戰勝國已經決定把山東半島上的青島送給日本。青島原是由中國租給德國的海港，歐戰期間，日本從德國手中奪取青島。中國已經對德宣戰，戰後這塊租地自然毫無疑問地應該歸還中國。消息傳來，舉國騷然。北京學生在一群北大學生領導下舉行示威，反對簽訂凡爾賽和約。三千學生舉行群眾大會，並在街頭遊行示威，反對接受喪權辱國的條件，高喊“還我青島！”“抵製日貨！”“打倒賣國賊！”寫著同樣的標語的旗幟滿街飄揚。
當時的北京政府仍舊在軍人的掌握之下，僅有民主政體和議會政治的外表，在廣州的中山先生的國民黨以及其餘各地的擁護者，雖然努力設法維護辛亥革命所艱辛締造的民主政製，卻未著實效。北京政府的要員中有三位敢犯眾怒的親日分子。他們的政治立場是盡人皆知的。這三位親日分子——交通總長曹汝霖，駐日公使陸宗輿，和另一位要員章宗祥——結果就成為學生憤恨的對象，群眾蜂擁到曹宅，因為傳說那裏正在舉行秘密會議。學生破門而入，滿屋子搜索這三位“賣國賊”。曹汝霖和陸宗輿從後門溜走了；章宗祥則被群眾抓到打傷。學生們以為已經把他打死了，於是一哄而散，離去前把所有的東西砸得稀爛，並且在屋子裏放了一把火。
這時武裝警察和憲兵已經趕到，把屋子圍得水泄不通。他們逮捕了六十位學生帶往司令部，其餘的一千多名學生跟在後麵不肯散，各人自承應對這次事件負責，要求入獄。結果全體被關到北京大學第三院（法學院），外麵由憲警嚴密駐守。
有關這次遊行示威的消息，遭到嚴密的檢查與封鎖。但是有幾個學生終於蒙過政府的耳目，透過天津租界的一個外國機構發出一通電報。這電報就是5號上海各報新聞的唯一來源。
5號早晨報紙到達我手裏時，我正在吃早餐。名報的首頁都用大字標題刊登這條新聞，內容大致如下：
北京學生遊行示威反對簽訂凡爾賽和約。三親日要員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遭學生圍毆。曹汝霖住宅被焚，數千人於大隊憲警監視下拘留於北京大學第三院。群眾領袖被捕，下落不明。
除此簡短新聞外，別無其他報道。
這消息震動了整個上海市。當天下午，公共團體如教育會、商會、職業工會等紛紛致電北京政府，要求把那三位大員撤職，同時釋放被捕或被扣的學生。第二天一整天，全上海都焦急地等待著政府的答複，但是杳無消息。於是全市學生開始罷課，提出與各團體相同的要求，同時開始進行街頭演說。
第二天早晨，各校男女學生成群結隊沿著南京路挨戶訪問，勸告店家罷市。各商店有的出於同情、有的出於懼怕，就把店門關起來了。許多人則仿照左鄰右舍的榜樣，也紛紛關門歇市。不到一個鍾頭，南京路上的所有店戶都關上大門了，警察幹涉無效。
罷市風聲迅即蔓延開來，到了中午時，全上海的店都關了。成千成萬的人在街頭聚談觀望，交通幾乎阻塞。租界巡捕束手無策。男女童子軍代替巡捕在街頭維持秩序，指揮交通。由剪了短發的女童子軍來維持人潮洶湧的大街的秩序，在上海公共租界倒真是一件新鮮的事。中國人和外國人同樣覺得奇怪，為什麼群眾這麼樂意接受這些小孩子的指揮，而對巡捕們卻大發脾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