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向來看得起學生，並且不惜推崇學生們的獨到的特殊成績。這一點，上海的大學教授很少有能夠如此的，因為他們自己的學問並不高明，自己的程度常常比高明的學生要壞，因此也很難知道自己的學生是否高明。在北大呢，至少在沈兼士先生的口裏，常常譽不離口的稱讚大學四年級生周祖謨的對於文字聲韻的精研，而大學一年級的俞敏的語音學的訓練也叫羅常培先生大吃一驚。後來，周祖謨進了中央研究院工作，俞敏也做了北平中國學院講師，不負師友們的讚許和欽佩。胡適之先生在上課的時候也常常提起丁聲樹、陶元珍、吳曉鈴，特別是在大學一年級的學生麵前。凡是讀到丁聲樹先生在《北京大學四十周年紀念論文集》的近著《〈詩〉卷耳采采說》一文的，沒有人不覺得丁先生在這方麵的學問功力不下於清代的戴東原和馬瑞辰。可是，在胡適之先生的嘴裏，從來不說丁聲樹是我的學生，他隻是說：丁先生也是北京大學的同學。
靜態的教授們和動態的教授們多少有一點兒分別。假如我要具體一點的講，那末，動態的教授們常常（在從前）在北平正陽門車站發表一篇對新聞記者的談話，然後趕著火車到南京去參加中央研究院的評議會，靜態的教授們則至多到北平故宮博物院的文獻館去搜集檔案或到玻璃廠，海王村一帶去搜羅舊書。動的教授們喜歡坐一輛私人購買的小汽車，車的式樣既不美觀，大約準是敝舊的二路貨，然而乘坐著出入於北平圖書館附近的金鼇玉橋一帶，塔影嵐光，汽笛嗚嗚，不能不說是優美的北平風光的一種點綴。靜的教授們，出入則喜乘洋車或步行。我剛才所寫的錢賓四先生，就可以算是靜的方麵的代表。他寧可在校內自出心裁的編著一本中國通史講義，但是，據我的私人的猜測，不希望出席教育部的史地教材的編審委員會。他寧可作一篇四周地理考在《禹貢》上麵登載，絕不願大張旗鼓的積極的領導或抨擊一種新的學術運動，或寫一篇中華民族起源於東南沿海說。鄭石君（奠）先生也可算是靜的方麵的著名的教授。我常常說上海的大學教授們善於出版概論，發凡，大綱，往往一二種的著作就足以叫他們在海派文壇中望之儼然，側目而視。可惜他們都不大認識鄭先生。鄭先生在北京大學中國文學係教授了十餘年，家鄉本是浙江諸暨楓橋阮家埠，在北平就住在北大附近的五老胡同。他這一位頂和藹的恂恂儒者，麵孔胖胖的，戴著玳瑁邊的眼鏡，身上穿著一件深藍布的長衫，滿身粉筆灰塵。他的著作極多，從來不允許在坊間的任何大書局出版，然而卻有自己的編纂計劃，每月案頭堆積的稿本積紙總可盈寸。據鄭毅生（天挺）先生告訴我，石君先生已經完成的著述——大部分都是研究中國文學的新的創業者的工作——的稿本已經超出了五百種的數目，每種的卷數決不止薄薄的兩三本。他的未出版的論文集要的一部分的稿子，我曾經參加過標點分段（約一百多篇），聽說另外一部分也有人拿去在清華大學采用。可是商務印書館的大學叢書委員的名單裏麵，卻看不到鄭石君先生的名字。正好像民國初年在梁任公先生的口頭義務宣傳以前，即使在學人薈萃的北平，也沒有人注意到《快閣師石山房叢書》的著者姚振宗一樣。鄭石君先生假使不是比姚振宗的學問來得更見淵博功深，那麼，我想我應該替北京大學謙遜一點的說，鄭先生就是現代的姚振宗。
北京大學的教授們的生活，也不莊嚴，也不枯燥，隻是一種合理的修養和不斷的增加學問的總成績。近年以來，雖然劉半農，黃節，錢玄同先生都相繼逝世了，可是沈兼士先生的文字學，唐蘭先生的甲骨金石，羅常培、魏建功先生的語音聲韻，餘嘉錫、趙萬裏先生的目錄版本，胡適、鄭奠、羅庸先生的文學史，孫楷第先生的小說史，顧隨先生的戲曲，如果不能夠被認為是代表中國全國的最高的權威，那麼，你應該可以告訴我誰是比他們更好的。這單是指的中國文學係。史學係呢，最近逝去的孟森，不但他的常州官話永遠的嵌在我的腦裏，他的清史考據的偉大成就，他的臨大節不苟免的正氣磅礴，又有誰不感到欽仰，興奮。除了孟心史先生外，史學係還有陳援庵，錢穆，毛準，鄭天挺，蒙文通，姚士鼇；哲學係呢，湯用彤，熊十力，周叔迦……；如其不是在“此地空餘文化城”的北平，如其不是在絕對自由絕對放任絕對幽靜的北大，這許多實大聲宏的學者又怎樣能夠緊壓著各人的心情，在同樣的一間客廳裏麵靜聽蘆橋南苑傳來的一陣陣的炮聲。外國語文學係，教育係的教授們我並不十分熟悉，然而你也許知道梁實秋、朱光潛、羅念生、陳雪屏或吳俊升，這都是獨往獨來的人物，各有著他們的超特的學力或重大的文化教育事業。也許這也不足以代表北京大學的教授的全貌。那末，最能夠補充北京大學教授的特點的，還應該一提近年逝世的錢玄同先生。錢先生是名聞全國的學者，文字聲韻的探討，國語運動的提倡，都有著很大的貢獻。然而他獨自在北平中山公園的春明館喝茶的時候，是照例誰都不理會的，即使你是他最要好的朋友或同事。這個，因為錢先生認為在公園裏疏散是他的個人的事。在周環十圍的古木的陰森的樹蔭底下，冥心默想，最能夠代表智者的心情。可是，在同樣的公園的柏樹旁，民國十六年的時候，胡適之先生卻約了孫伏園先生談天，並且還憤慨的說了一句：“中國不亡，是無天理”的名句，這句話即使說得痛心一點，也隻好算是相反而相成的仁者的懷抱。因為，錢玄同先生應該歸到智者的範疇裏麵，所以晚年的錢先生，痛心國事，憤憂鬱懣，以至於病歿在淪喪了一年後的北平城內，他的遭遇恰似詩人陳散原和史家孟心史。因為胡適之先生應該列入仁者的領域之內，所以胡先生拋棄了北平米糧庫四號的藏暉室，安頓家室，遠役重洋，至今負著為國宣勞的重大的任務。這幾天我常常思慮我應該不應該寫出來我對於北大的教授們的印象，現在既已什麼都不顧的寫了出來，越覺得自己的思想或文字的低能，也就同時看出或感到北京大學的教授們的身體力行的深刻的教訓的寶貴。北大的教授們不是學者，因為他們的成就不隻限於區區的學者或腐儒。他們的生活是平實樸素。他們的言語從不說謊，他們的皮鞋並不擦亮。他們和學生生活在一起，時常關心，同情和鼓勵。他們從來不羨慕北平城外的另外一家著名洋化的大學，在圖書館裏的樓下劃分出一間一間的規定時間的指定的教授辦公室，在凸花紋的玻璃上漆著係主任，教授或講師的名字。可是，我老實不客氣的告訴您一句私語，好在這兒也沒有別人，對於這種辦公室我倒是十二分的羨慕和滿足的。為什麼呢，因為我在本文的前麵已經早就承認，我並非不是一個道道地地的低能兒。